史有事實離奇，難於確然置信者，其故蓋由於實有其事，而描寫過甚。此類之事，如與大體無關，則存而不論可也。《史記？留侯傳》記高祖一見四皓，即懣然心服，廢立之舉，竟不果行。司馬溫公《通鑒》疑而不載，以為高祖暴亢，未必為畏憚四皓而止。又隱士之事，史乘亦多離奇。如《後漢書？嚴光傳》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通鑒》載之甚略。餘謂高祖雖暴亢，顧生於七國，禮賢下士之風，知之有素，四皓高尚其事，今乃降心於惠帝，疑惠帝真是可輔之主，今即廢立，未必不貽後患，以故遂止，是亦情理之可通者。子陵之事，出於偶然，足加帝腹，恰值天文之變，史臣認為有關，遂致牽附，亦不能指為必無。以故史中諸事在疑信之間者，皆應存而不論，不應悍然生疑，以上斥疑古之非。
複次，今人以為史跡渺茫，求之於史，不如求之於器。器物有，即可證其必有，無則無從證其有無。餘謂，此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也。凡荒僻小國，素無史乘，歐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靈於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尋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國，向無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則可資以為證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記載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補其未備。如列傳中世係、籍貫、曆官之類，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補苴。然此究係小節，無關國家大體。且史乘所載，不下萬餘人，豈能人人盡為之考？研求曆史，須論大體，豈暇逐瑣屑之末務？況器物不能離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漢二字，知秦、漢二字之意義者，獨非史乘所詔示耶？如無史乘，亦無從知秦、漢二字為何語也。即如陝西出土之秦、漢瓦當，知陝西為秦、漢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據史乘，然後知瓦當為秦、漢之物，否則又何從知之？且離去史乘，每朝之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僅如斷爛朝報，何從貫穿？以故，以史乘證器物則可，以器物疑史乘則不可。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如據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