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傳世，江河不廢。曆代材智之士，籀讀有得，施之於用而見功效者，不勝僂指，然以考信自矜則寡。蓋經除今文、史除雜史而外，率皆實錄。實錄者，當時之記載也。其所根據，一為官吏之奏報，二為史臣所目擊，三為萬民所共聞，事之最可信者也。其有傳聞異辭而記載歧異，經後人之考定者（如司馬溫公《通鑒考異》之類），取舍有準，情偽自明，歧異之說，遂成定案，斯亦實錄之次也。
至若帝王初興之瑞象，語涉怪誕，於理必無，且非史臣所目擊，萬民所共聞，奏報之所有，自然乖於實錄。其或當時史臣，闕於記載，後人據私家著錄，掇拾成書，如史公作《史記》時，六國史記俱盡，蘇秦、張儀、魯仲連之語，皆據其自著之書，語雖非偽，然諸人自言其效，未免誇大，非事實所真有。以無國史，不得不據此乖於實錄之言耳。
後此宋祁《唐書》，好采小說，時吳縝已糾其繆矣。舍此以外，雖有曲筆，十約八九可信，斯實錄之所以可貴也。經史所載，除今文、雜史而外，大氐實錄，後人無容置喙。王充之徒，於古籍加以駁正，非駁辨經史正文，乃是正漢初諸儒說經之失當，與夫譏彈當時諸子所載之不合情理耳，非今人所謂懷疑也。劉知幾抱孤憤而作《史通》，據《竹書紀年》以疑《尚書》，不知《竹書》非當時之實錄，乃魏安釐王時追記商周之事。事隔千年，如何可信？據之立論，真所謂以不狂為狂矣。前人疑古，唯韓非為有特見。然法家之言，過於執滯，未為通方之論。
《難》篇論舜耕曆山，期年而畎畝正；漁於河濱，而漁者讓坻；陶於東夷，而器不苦窳，終以“當時堯安在”五字難之，謂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