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預《春秋釋例》將漢人學說一一駁倒，在立論當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張相反的。《尚書》鄭康成有注，鄭本稱為古文的，但孔安國古本已失，鄭本也未必是可靠。我們就和馬融、鄭康成師生間的立說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東晉時梅頤的《偽古文尚書》出。托名孔安國，將《漢書?藝文誌》所稱正十八篇推衍出來，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變更，今文所無的，就自己臆造，這書當時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時南北學者的傾向頗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鄭康成。
《毛詩》，南北無十分異同。
《左傳》，北尊服虔，南尊杜預。
《尚書》，北尊鄭康成，南用《偽古文尚書》。
唐初，孔穎達、賈公彥出而作注疏，產生“五經”、“七經”的名稱。五經是孔穎達所主張的，賈公彥益以《周禮》、《儀禮》就稱七經，後更附以《公羊》、《轂梁》（《公羊》用何休，《轂梁》用範寧），就是唐人通稱的“九經”。孔穎達曲阜人，當時北方人多以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鄭，《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學”、“北學”之分，後來北並於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學說，因此散失無遺。
唐代輕學校而重科舉，取士用“明經”、“進士”二科（明經科討論經典，進士科策論應試），學者對於孔氏的學說不許違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漢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並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賈而外，竟沒有卓異的經學家了。
《儀禮》、《喪服》是當時所實用的，從漢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並且很精，立說也非賈《疏》所能包。這是特例。
宋學與漢學
宋代典章製度，多仍唐時之舊。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於唐人，就是詩賦以經命名的，也不許抵觸孔、賈的主張。當時有人作“當仁不讓於師賦”，將“師”訓作“眾”，就落第了。邢昺作《論語》、《孝經》疏，拘守孔、賈所已引用的，已是簡陋，那些追隨他們的後塵的，更是陋極。宋代改“明經科”為“學究科”，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諢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