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這個案例看到，女孩無法處理自己過強的罪疚感，導致她不能順利過渡到潛伏期，也妨礙了她的整個發展。她的情緒被錯置了，隻能在暴怒中找情緒的出口；她對焦慮的修飾也走偏了。伊爾莎總是一副不快樂不滿意的表情，既不知曉自己的焦慮，也不明白自己對自己的不滿。分析有一個重要的進展，就是使她明白了自己的不快樂與自卑感，明白了自己對沒有人愛的深深絕望，以及自己在無助中放棄了去贏取別人愛的努力。以前她對來自身邊的愛與讚揚有一種明顯的冷漠態度，後來卻極度渴望著它們，使得她對母親的特別順從，這也是潛伏期的特征。在分析的後期，我們揭示了她強烈罪疚感與課業失敗的深層原因，一旦她意識到了自己的病症，分析便容易多了。
早先我談到伊爾莎與她哥哥之間的性行為。她的哥哥比她大一歲半，在我開始分析伊爾莎不久，我也開始治療她的哥哥。對兩個人的分析都顯示，他們之間的性行為從童年早期就已經開始，一直持續到整個潛伏期，隻是間隔期比較長，形式也相對緩和。值得注意的是，伊爾莎在意識層麵上對此事無絲毫罪疚感，隻是對哥哥表示厭惡。對她哥哥進行分析後，他完全停止了與妹妹的性行為，這反而激起了伊爾莎對哥哥更大的恨意。但在後來的分析中，隨著她其他方麵的變化，她開始對這件事產生了強烈的罪疚感與焦慮。[107]
我發現，伊爾莎處理罪疚感的方式具有反社會的人格特質，比如她拒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且對身邊的人充滿敵意、常常反抗。在肯尼斯的案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運作機製，他對別人的意見完全不在乎，並且極端缺乏羞恥心。我們甚至可以在正常但淘氣的孩子身上觀察到類似現象，隻是程度上要輕一些。對各個年齡層孩子的分析顯示，減輕他們的潛在罪疚感與焦慮，能夠增強他們的社會適應性，增加他們的責任感——分析得越深入，社會適應性與責任感就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