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是我寫過最長的一部小說。
起初我沒打算寫這麽長，四十萬字差不多。但寫作本質上是一種即興藝術，沒法規劃，也不能設計，不是一絲不苟、按部就班地按照藍圖施工，它一定充滿了各種意外。即使是創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下一行會發生什麽，隻能由著自己的興致一個猛子紮下水，閉著眼睛拚命遊，渾然未覺字數的增長：五十萬，六十萬，七十萬……等到我重新浮出水麵，看了一眼電腦屏幕上的字數統計：八十萬字。
八十萬字聽起來很多，落到紙麵上我卻隻嫌太少太局促，簡直施展不開。原因無他，中國近現代史實在漫長，中國近現代的醫療故事也實在精彩。在調研和創作過程中，我查到了太多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實人物，也看到了太多值得濃墨重書的事跡。我就像是一頭闖進玉米地的熊瞎子，麵對這麽多玉米棒子欣喜若狂，手足無措，簡直不知如何取舍是好。
曆史的真實，自帶著一種凝重的質感，它無須雕琢，不用矯飾，僅僅憑著“真實”二字，就已超越了一切藝術創作。所以《大醫》也是我寫得最驚心動魄的小說。
這個“驚心動魄”不是形容讀者的閱讀體驗，而是描繪我創作時的心路曆程。我經常讀著讀著資料，激動到渾身戰栗不能自已，甚至有幾次熱淚盈眶。
姚英子護送孤兒前往重慶的故事，脫胎於艾偉德和蔣鑒兩位偉大女性。艾偉德是一個英國女傳教士，外號叫“小婦人”。在抗戰期間，她帶著一百多名孤兒躲避戰火，從山西陽城一路長途跋涉，翻山涉水，曆盡艱辛，最終抵達西安。後來好萊塢根據她的事跡，拍了一部電影叫《六福客棧》，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影響巨大；蔣鑒女士是顧維鈞的外甥女，丈夫周明棟是德國醫學博士，夫妻倆本來是在杭州行醫。抗戰爆發之後，他們來到漢口加入第五陸軍醫院，義務提供戰地治療服務。一九三八年，蔣鑒受李德全、鄧穎超之托，將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一百名難童從武漢轉移。這一百名難童體弱多病，許多人罹患肺結核、支氣管炎、疥瘡、貧血症等，而蔣鑒女士以極大的毅力，奇跡般地把他們一個不少地送到了重慶。而她自己因此積勞成疾，去世於一九四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