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在“導論”部分提出不應該把喧囂的新文化運動或者五四運動作為梳理古代文論研究的起點，因為這些具有明顯標誌性和事件性的思想文化運動的聲名大噪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輿論宣傳或者有意的傳播策略密切相關，而未必反映了真實的社會狀況，尤其是未必真實地反映了思想演變、傳承及與外來因素互相碰撞、融合的內在邏輯。對於社會思想狀況進行這樣簡單的描述或者可以滿足大眾對大致的社會史進行簡單快速了解的願望，但對於學術理路的探討卻有著一葉障目的危害。尤其當曆史的發展需要我們回到那個繞不開的時代尋找思想的根源，或者可能的線索時，我們麵臨的將是更繁重的剝開曆史的“層累”，重新梳理以尋求答案的工作。然而，毫無疑問的是，社會文化運動與思想論爭的喧囂對內在價值與學術理路的傳承並不是毫無作用的。一個時期社會文化運動的產生不一定直接源於思想的發展，而成功的文化運動無疑會引發思想的論爭，對之後的思想領域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探討新時期古代文論研究方式的轉變，我們繞不開對整個思想界的關注，也繞不開對20世紀初期發生的重要思想論爭的關注。因為正是那時強有力的思想革命與現代知識分子們探索生命的意義、人之於社會的存在的內在理路相結合，才形成了我們當前麵對的需要進行現代轉換的古代文論的根本麵貌。二十多年來，隨著國學的興起而躍躍欲試的古代文論研究，其各種特征的“基因”都能夠在這漸漸遠逝的近一個世紀中找到。伴隨著對這貌似老調重彈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想風尚的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半個世紀，與其說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在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和思想西化之下日趨走向邊緣；與其說現代化以來的中國文論話語喪失了其在古代的輝煌地位，不如說這個時期的古代文論相比於整個清代，因為或東或西的新鮮血液的注入或者刺激，反而在真正意義上複活了。這一輝煌的再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卻再次走向了現代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