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以上訪談及整章的梳理，我們清晰地看到古代文論的研究領域自80年代的方法熱潮以來所經曆的不同階段的研究方法的轉換。從科學化到審美化又到係統化再到語境化，每一個階段都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對前人進行了激烈的反駁，也因為方法的轉換而使我們越來越靠近對古代文論之本然狀態的探索，以及對其核心價值的揭示。當方法的跋涉走到文化詩學，我們清晰地看到這樣幾個既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本然狀況，又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的研究特色。同時我們也能夠通過對文化詩學內在邏輯的梳理，看到它更具現代意義的本體化轉向成為可能。[18]
第一，同時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廣泛延伸的恢宏視角，和對跨學科互動的複雜性的認識。正如筆者在訪談中提到的，“如果沒有對曆朝曆代軍事、政治等各方麵史料的詳細了解，就不可能獲得對於士大夫階層與君權博弈的整體生存狀況、讀書—做官的人生模式的精準把握；如果沒有對從先秦儒到漢唐儒再到宋儒的儒學發展脈絡的透徹研究和對從老莊之學到魏晉玄學的道學資源發展過程和思想內涵的獨到見解，就不可能有對於古代文人趣味結構的精辟分析，以及在不同的曆史和哲學背景下為使這一結構保持張力平衡狀態而體現出的不同審美特征；沒有對上述權力結構與趣味結構的深刻研究，就不可能對中國古代文學文本從根本上做出構成性與動態性的描述。”這就是說，這種開闊的視域並不是單維度的，不是將古代文論文本與儒、釋、道等不同的思想資源做橫向的勾連，也不是將古代文論與文學史關聯起來做曆史的梳理，而是進行更為完整圓融的語境的還原，將曆史演變與社會結構全盤地納入考量。與此同時，文化詩學對這不同領域互動的複雜性也給予了應有的重視。例如，從方法上，便認為“各種各樣的文化理論，當它們麵對文學發言時，他們是文化詩學；詹姆遜與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的或政治批評，當然還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都是作為一種研究路向的文化詩學的代表性理論與方法。”[19]這樣一種開闊的視域對盡可能接近真實地理解古代文論的本然狀況所應有的貢獻是無須再言的，而更為重要的是，開闊的研究視域和廣泛的研究方法的使用無疑在最大程度上解決了一直困擾古代文論領域的“失語”問題。[20]開闊的路徑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因為不斷細化的社會分工和狹隘的學科劃分所引起的話語體係的僵化與封閉，促進了不同學科的互相關注，古代文論則更是因其在原生語境中居社會話語主導地位的獨特性質而為其他學科的研究帶來重要的交叉價值。李春青教授《趣味的曆史——從西周貴族到漢魏文人》一書一經出版，便打破了中西學界各自相對封閉的話語係統，以及純粹的哲學研究領域自有體係的壁壘，並受到西方哲學學界的重視與引介，便是很好的例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