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麵說明我們研究的緣起與取向（或學術路數）以後，現在有必要說明的問題是：我們的此項研究為什麽在內容上隻限於中國和西方，而在時間上隻限於古代？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先簡略地分析一下黑格爾在其《曆史哲學》中為其所述的世界史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建立的總體架構。
《曆史哲學》的曆史內容包括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大部分。其緒論的“區分”章[1]說明這種四分曆史的基本思路，以下就依次具體分部論述四大世界。他對四大世界是按照他所設想的時空次序排列的。“世界曆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曆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2]東方是日出的地方，文明產生也最早、最幼稚；西方是日落的地方，文明產生最晚，也最成熟。他還作了隱喻式的比較，稱東方世界為“曆史的少年時代”，希臘世界為“青年時代”，羅馬世界為“壯年時代”，日耳曼世界為“老年時代”；並補充說，“精神”的老年時代與自然界不同，它不是衰弱，而是“完滿的成熟和力量”。[3]
黑格爾此書中的這種曆史四分法在他自己已非新說，在他第一次講曆史哲學（1822—1823冬）的前一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裏就已經有了東方、希臘、羅馬、日耳曼四帝國的分期法。如果按照柯林武德在《曆史的觀念》中的說法，那麽他的這一分期法就更為陳舊，隻不過是讓·鮑丹（1530—1596）所批評過的中世紀習用的四大帝國分期法的重複；而這種分期法又“並非是基於對事實的準確解釋，而是基於從《但以理書》中所假借來的一種武斷的方案”[4]。
就曆史事實而言，黑氏的東方、希臘、羅馬、日耳曼四大世界的區分方法包含了以下的基本錯誤。第一，就地理方位而言，如果說由東方而希臘而羅馬是由東而西，那麽由羅馬而日耳曼則違反了這一次序。第二，就時間先後而言，雖然東方、希臘、羅馬、日耳曼文明興起的大致次序無誤，但是，他在東方世界的篇章裏，首列中國，次列印度，再列波斯（在波斯部分中又先列古波斯人，再列亞述人、巴比倫人、米太人、敘利亞-巴勒斯坦人，最後是埃及人），於是文明興起先後次序完全顛倒錯亂。當然，其中有曆史條件的局限，即黑氏未能見到埃及學、亞述學、印度河流域文明及愛琴文明發現的成果。這是我們不能苛求於前人的。第三，就時間、空間次序的關係而言，黑氏以為二者是一致的，即由東而西，前者逐一被後者所取代：希臘取代波斯（在黑氏看來的東方的最後代表），羅馬取代希臘，日耳曼取代羅馬。然而，東方事實上既未被希臘又並未被羅馬所滅亡，尤其是中國在世界曆史上長期占有重要地位，這是黑氏所無法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