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天誌，很容易走向災異說，古今中外大抵如此。《春秋》記錄災異，三傳中往往是《公羊傳》反映最為靈敏，董仲舒則做了更為係統的理論化工作（見《漢書·五行誌》、《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等）。他認為，仁愛乃上天所確立的古今不易之道，《春秋》“變古易常，而災立至”（《順命》）。這又從反麵說明，天人之際、古今之變，要害就在仁義及其背後的天命或道上頭。所謂天命或道，就是仁愛這個人類共同的本質。“天不變，道亦不變”，不論何時，隻要還是這個天下，仁愛的本質就不能改變。
總之，在董仲舒看來，作為事實的曆史有變有常：禮儀節文是可變的，仁愛的天道則是不可隨意改變的。這與孔子三代損益的曆史觀念是一致的。作為記錄的曆史同樣有變有常，但意義卻看似相反：常指常義（或“經禮”），即常規的禮法，在通常情況下是應該遵守的；變指變故（或“應變”），即變通的做法，就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有違常義但卻合乎人性和天道的做法。前者表現了客觀曆史的變與常的統一，構成了曆史發展的基本樣式。後者雖以曆史評價的麵貌出現，實際上卻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道理：曆史正是在對常義的突破中不斷前進的。由此，人們似乎可以在變故中看出更根本的常道來，那就是仁愛的天道。這種主客統一意義上的曆史觀念又從更深層次上回複到變與常相統一的基本樣式。這就是董仲舒對曆史進步作出的更加意味深長的解說。
（五）結語：董仲舒《春秋》學的通史精神
由以上四節可知，董仲舒的《春秋》學的確有與通史相關的理論思考，我們力圖按照傳統學術的路數走進去，作了一番解讀，不過，在史學理論發展的曆史上，究竟應該作出怎樣的定性，看來還需借助更加精確的尺度。業師劉家和先生對中國古代通史傳統的研究，就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