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波利比烏斯在天人關係問題上得出了大體相同的認識，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們繼承前輩史家的思想，對曆史進行深入研究後所得出的必然結果。在中國，春秋以來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殷周時期人們所謂的天命，實際上就是民心。國運與君權之興亡，不在神而在於民[120]。而古希臘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夠解釋曆史事件的原因時，都斷然地拒絕考慮神和命運的作用。這種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現在司馬遷和波利比烏斯對某些曆史階段或事件的解釋中。然而作為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和波利比烏斯並不滿足於對傳統思想的繼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價值的思想。他們對曆史演變的解釋，已經蘊含了這樣的意思：人類曆史表現為人的活動，而人的活動又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換言之，是人的需要、熱情，即人的欲望推動了曆史的發展。人們都有自己的欲望，並為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衝突地活動著，結果卻順應了與自己意誌相違背而必然出現的曆史趨勢——天。天源於人的活動之中，又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高居於人的意誌之上。司馬遷和波利比烏斯的認識，涉及曆史哲學上的重要問題：人類曆史是在矛盾、衝突和鬥爭中向前發展的；曆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卻又是人意誌的結果; “惡”（欲望） 在推動曆史的發展。當然，司馬遷和波利比烏斯的認識還限於直觀經驗之上，他們沒有從理論上來認識這些問題，也沒有把這些思想貫穿於對各曆史階段發展變化的解釋之中。但這些問題的提出，已足見其非凡的曆史意識，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對天（或命運）人關係的最深刻的認識。
（二）對古今之變的認識，是司馬遷和波利比烏斯曆史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曆史的進程與天人關係兩方麵是緊密聯係的。對天人關係的研究，是認識古今之變的前提。隻有清楚地理解人類曆史的內容、動因，才能對曆史的發展變化及其特點作出深入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