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經典（包括禪經）的傳入中國，始於來自月氏的支婁迦讖。
支婁迦讖，又稱支讖，《祐錄》卷十三及梁《高僧傳》都有他的傳記。他本是月氏國人，漢桓帝末來到洛陽，靈帝時開始翻譯佛經，在光和、中平之間（公元178—189年）譯出十餘部經，其中重要的有《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經》等。他一方麵是大乘佛教理論的始傳者，一方麵又將與此相應的大乘禪法傳入中國。
支讖來華較安世高稍遲，而他所譯經典卻與安世高大異其趣。安世高所傳為小乘上座部禪數之學，是小乘止觀思想即禪法與毗曇的結合，而支讖所譯經典幾乎純屬大乘，為大乘般若理論與念佛三昧禪法的結合，在止觀兩方麵都又進一層。這是由於安世高來自有部盛行的安息，支讖來自當時大乘突起的月氏。月氏國自迦王一世之後佛法興盛，而到公元二世紀的大乘思想在月氏帝國中心健陀羅一帶已很盛行，有部退居迦濕彌羅及周邊國家，支讖可能來自大乘盛行的健陀羅一帶，故其所傳經典全屬大乘。
大乘思想的出現時間難以確定，但一般認為是在迦膩色伽王一世之後，故約在公元一世紀。一般認為，大乘佛教的出現與大眾部有關，這種意見是很有道理的，但具有大乘思想的人不一定都出自大眾部，當時各個部派裏麵都有信奉大乘思想的人，後來被認為是大乘僧眾中的傑出者如馬鳴、龍樹及後世的無著、世親等都不是出自大眾部。
大乘佛教的特點是理論的廣大深入，誌願的弘大超絕，實行的虛幻難及。從其誌願上來講，目標非常崇高，以成佛為目的，願力極為弘大，直欲度脫一切眾生；從其理論上來講，倡導不二法門，主張當世成佛，觀法相則直及真如實相，論解脫則發明清淨本心；確實較之以阿羅漢為果、隻述現象無常的小乘佛教為高。但從踐行實修方麵來看，大乘則或者神妙難及，列舉諸多難得其實卻功德無量的種種三昧；或者示同俗類，如所謂以染為淨的維摩詰、曇無竭等大菩薩的方便行；或者簡單俗易，如純乎觀想（想象）的念佛三昧一類的淨土法門。此三方麵在大乘經典中多雜糅於一體，使之呈現出良莠俱存的特點。這主要是由於大乘佛教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實，一方麵是隨著曆史的發展，聲聞眾的聞聲悟道在去佛日遠的條件下局限性日益顯著，一部分有才學的高僧注重於獨力思考和自己修證，並由此進一步發揮釋迦牟尼的微言大義，從而使佛教理論得到發展：一方麵是信仰佛教的人越來越多，但其中多數人不能完全按照比丘的戒律行事，隻能作為居士在家修行，居士隊伍的日益擴大使之對佛教理論的影響也隨之增加，自然他們也相應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於是一部分人便詆毀出家的比丘，貶之為小乘，自讚為菩薩，以大乘自居。在戒律方麵，要求以寬代嚴，以理代行，以所謂心悟代替嚴格的身行；在實修禪觀方麵，要求以簡易代替煩難，以虛行取代實修，以心證代替身證。於是在一段時間內嚴格持戒、依法苦修的出家僧眾受到貶損，而自稱菩薩、樂求五欲卻虛言心淨的在家居士則得到讚歎，口稱玄理代替了身行實證，導致佛教風氣轉變、說法者多而得果者少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