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文學發生與生成的過程看，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關係值得關注。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提供了曆史機遇和替代舊文學的可能性，而五四新文學運動在後來又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它們共同為新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輿論工具，像《青年雜誌》《北京晨報》《國民日報》《申報》等，以後都成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借以發展並壯大自身的有力工具。就文學領域而言，五四新文學的開端是以胡適、陳獨秀分別發表在1917年《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為標誌的。前者提出了對中國文學進行改革的具體方式，後者則闡述了“文學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兩文的精神實質看，則鮮明地繼承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啟蒙主題。他們的立論指向明確，以“白話文學”否定“文言文學”，強調文學的“平民性”，批判傳統文學的貴族性質，提倡“寫實”和“抒情”的文學，並特別指出文學應當關注現實與個人，剔除文學的偽飾與浮華。這一時期，“舊文學”與“新文學”的有意界劃與區別，表明了新文學在建設過程中的批判性和鬥爭性。從1917年至1925年前後，“新文學陣營”與“舊文學營壘”之間有過三次比較激烈的交鋒。維護舊文學的代表人物如林紓、章士釗和“學衡派”，雖然他們的身份、學養和動機各有不同，但反對新文學的立場是一致的。
眾多新文學社團的出現，是五四時期文學發展過程中的突出現象。一方麵表明新文學陣營在不斷擴大；另一方麵也證實了新文學因為契合時代需要，從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效仿。據統計，1921年至1927年間，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文學團體有100多個。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語絲社等影響較大。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社團，該會在鼎盛時會員達170餘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沈雁冰（茅盾）、葉聖陶、許地山、鄭振鐸、朱自清、冰心、黃廬隱等。文學研究會接編並改革了《小說月報》這個老牌刊物，並創辦《文學旬刊》《詩》等。文學研究會明確提出，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己任，在創作上奉行“寫實主義”，認為“文學是與人生很切緊的一種工作”，這為他們贏得了“人生派”的稱譽。1921年7月，創造社在日本成立。郭沫若、鬱達夫、田漢等為主要成員。創造社有意與文學研究會相歧異，強調文學之於“內心要求”的對應性，把文學的價值指向個人與自我。因此，人們稱創造社為“藝術派”。其實，他們與文學研究會一樣，不僅成員之間的藝術觀念有著明顯差異，而且組織發展過程中前後期也有相矛盾的地方。語絲社是與《語絲》周刊（1924·11）一起誕生的。該社在組織上更顯隨意，僅是以刊物為紐帶。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林語堂等為主要成員。它的貢獻主要是確立了“雜文”的文學地位，並在小品散文創作上對後世有較大影響。新月社成立於1923年，它在詩歌創作、詩歌批評方麵有著較突出的成績。具有歐美留學經曆的徐誌摩、聞一多、胡適、朱湘等為該社代表人物，它以《晨報副刊》《新月》《現代評論》為主要陣地。聞一多提出的“新格律詩”主張和徐誌摩等人的“新格律詩”創作，對白話詩發展產生過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