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時期文學概要
第一節 時代和文學的變化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是從1917年算起的，到1949年結束。這一段時間正是中國曆史上的“民國時代”。對於這30多年的文學曆史，從其發展曆程和文學所具有的特征方麵看，又可以分為“五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裏，由於社會生活的劇烈變化，文學觀念也在這些變化的影響下顯示出種種差異，繼而形成三個時期文學總體特征的不同風貌。
五四時期的文學，從時間上講，一般是指從1917年前後到1927年前後這一曆史階段的文學。它既與近代啟蒙思潮影響下的文學革新存在著精神上的聯係，同時又受到近代西方各種進步社會思潮和文化觀念的多重影響。五四時期的文學，既是中國文化走向現代化推動的結果，也是中國文學從古代轉向現代的開始。
作為與古代文學有著明顯差異的五四文學，它的發生與生成，是由中國社會曆史發展需求與外來文化觀念刺激相**而形成的多種複雜因素決定的。
首先，中國社會發展至晚清時期，日趨衰敗過程中所逐步孕育而生的改變現狀、謀變自強的現實需求，催促著新文化、新觀念的產生。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世界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與擴張，使中國日益處於被包圍和蠶食而走向淪亡的危險境地。這激起了晚清時期一批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吏的警覺與思考，也形成了當時社會日益擴大的家國擔憂與民族焦慮。尤其是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其他對抗中的屢屢慘敗，民族國家的淪亡正一步步變為現實。無奈的焦慮與失敗的痛苦相互激發，開始緩慢而又深刻地改變著中國人的思想、信仰、精神狀態和價值取向。由一般士人到手握重權的官吏，“求變”、“謀變”，以“變法”來應對危局的呼聲日漸高漲，並開始自上而下地影響著普通人的觀念選擇與行為動向。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拉開了帷幕。以“看西方”為主導的啟蒙思潮中，中國人傳統的“天朝中心”觀念強烈地搖撼。一貫封閉的中國士大夫階層和自大昏庸的統治者，不得不“睜眼看世界”，在屢屢失敗中不得不承認中華文明之外更為強大進步的“西方文明”。較早的認真比較中西文化優劣、以期“借法圖強”的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就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這在當時贏得了很多人的讚同。中國在曆史上一直是“以夏變夷”的，而魏源則倡言“以夷變夏”，這說明了曆史的進步，也預示著中國向西方開放的可能性與必然性。集官吏、商賈、知識分子為一身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其所著《易言》一書中，更是直接強調要“悉行之西法，舍西法一途，天下無足以圖治者”。這些觀點在他後來的著作《盛世危言》中得到了進一步發揮，他甚至提議政府應立即在政體與國體上直接效仿西方。作為清末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他們的觀念轉變一直體現在積極籌辦洋務的具體行動之中。我們看到，到了“洋務運動”階段，“向西方學習”已不再隻是言論倡導、輿論宣傳，而是付諸於“圖強”的實際行動。“中體西用”這一觀念，經過張之洞在其所著的《勸學篇》一書中的係統而完整的論述，在當時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雖然洋務派對全麵引入西方意識形態保持著一貫拒絕的態度，但他們以當朝重臣身份大辦洋務，已足以說明啟蒙與變法的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