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文學的主潮是北大造就的。激進的西化、革命與極端保守、保古的兩極對立在兼容並包的原則下同時並存，但在現代中國，激進的西化與革命思潮占了壓倒一切的主導地位。相比之下清華則顯得中庸穩妥。清華在現代中國的文化選擇基本上是融通中西，把中國和西方連接起來加以融通，力圖吐納中西再造文明。因為清華是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建起來的，從進入清華接受英語教育到完全置身於英語的文化語境中，使得清華學生的愛國主義與北大學生將愛國主義同激烈的反傳統聯係在一起不同，而是肯定中國的文化符號。清華學生又不可能與北大的保守勢力那樣而反對西方文化，因為他們學習的就是西方語言文化。因此跨文化就成為清華學生的宿命，融通中西就成為清華學生的不二選擇。在中西文化衝突與會通的現代，北大更多體現了衝突的一麵，清華更多地體現了會通的一麵。
正是在清華的傳統下，錢鍾書不看重中西文化的差異，而更注重中西文化的類同與會通，這一點他與其清華前輩吳宓、梁實秋等人幾乎如出一轍。在1942年他為《談藝錄》寫的《序》中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這16個字，差不多是錢鍾書從《談藝錄》到《管錐編》的所有學問的總綱。在《通感》中他認為通感是中西文學經常使用的藝術表現技巧；在《詩可以怨》中他認為中國“詩必窮而後工”的詩歌傳統與西方對悲劇精神的推崇是一致的。所以他在鍾嶸的“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說。錢鍾書往往是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的問題時，穿插進很多外國的例證，甚至直接引用英文或法文等西方文字，就是要使中西文化相互印證，從而達到文化會通的目的。與吳宓一樣，他的《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以文言文寫成的。於是一個奇怪的寫作範式便形成了：一方麵是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另一方麵又夾雜著西方列國的洋文——《管錐編》以討論中國古典學術為線索，廣引英、法、德、意、西等多種語言文獻，而作者便在這些文言文與洋文之間尋找共通的文化心理與審美共性，以便會通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