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戲曲中愛情題材的作品一直數量較多，如影響頗大的西廂記、卓文君私奔、紅拂夜奔、薛仁貴與王寶釧等，在元雜劇、明清傳奇中都有很多版本。但在傳統戲劇的處理中，此類愛情故事更多是作為一種理想，以遮蔽現實中的無奈，而不是作為播散自主精神的資源。戲劇創作者更關注愛情故事的傳奇性，比如卓文君的私奔、紅拂的夜奔、崔鶯鶯的幽會，每每以之作為賞玩的事件，並加入警世的語句與歎惋的語氣，以哀傷之筆渲染愛情的淒美，以落淚的傷情營構苦澀的詩境。劇作往往曲終奏雅，給出團圓的結局，卻全以男子得勢的角度來完滿離奇的愛情故事，比如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愛情的合法化得益於司馬相如的辭賦，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從而一朝顯貴，得以重歸家門；紅拂夜奔的合法化得益於李靖作為開國將軍的偉業；西廂記中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歸宿，則得益於張生進京趕考中了狀元。女子在傳統愛情劇中，無論開初如何的勇猛、如何的激奮而執著地反叛陳規，擁抱愛情，但僅止於佳人慧眼識才子，對於推進愛情的走向女子幾乎毫無作為。且女子率性而為的反抗在私訂終身後，無一例外地演化為賢惠、溫良的退守。西施、卓文君、鶯鶯這些古代的奇女子，無不如此。這種狀況正符合郭沫若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麵》中總結的：“女人的一生都是男子的附屬品，女人的一生是永遠不許有獨立的時候的。”[1]可以說，在傳統愛情故事的敘寫中，雖然情節豐盈，但主旨上卻差別不大，基本沒有脫離封建意識中的女子最終依附男子的格局。
自五四以降，婚姻愛情即已成為啟蒙的突破口，一時間各類知識者都以此為題材寫女性的出走、叛家，以勇力和決絕對抗家族的包辦婚姻，寫自由戀愛的快樂和**，並以此表征新與舊的對立，現代對封建舊傳統的否棄。在西方現代意識的影響下，一些現代話劇家開始重新解讀傳統愛情題材，探究追求愛情與個性自由、婚姻自主與反抗封建的因子，以此作為啟蒙的工具，更新民眾的愛情婚姻的觀念，建構民眾的主體意識。這表現於愛情主人公的變化，改編劇中女性人物開始成為愛情事件中的主體，凸顯女性在愛情中的主動、積極、自主，女性在愛情中的掌控力和影響力也就成了當時的重點。如郭沫若、惲涵的《卓文君》、陳學昭的《文君之出》、顧一樵的《西施》、王修明的《楊貴妃》等，都將愛情事件的女主角作為題目，並在傳統故事的基礎上給予女性更多的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