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現代重寫型小說並不試圖為前文本加上新的解釋，而以諷喻見長。鬱達夫《采石磯》帶有自況色彩，這樣的重寫中諷喻指向個人性；李拓之、歐小牧等人重寫過不少文人故事，如前者的《陽狂》《招魂》《投暮》，後者的《當壚》《投閣》《捉月》，這些小說顯然是以古代文人軼事來諷喻現代文人的境遇。自然，重寫史乘的小說更多的寄托著家國興亡的感慨與憂憤，這與當時特定的曆史時期密切相關。自況也好，物傷其類憑吊文人也好，借古諷今針砭時事也好，對曆史的解釋退居其次，重寫更側重於諷喻性。在此，作家創作的驅動力正是諷喻，讀者閱讀的關注點也往往是諷喻。
在重寫中，“解釋”指向的是前文本，“諷喻”則指向現實語境。當然，首先是認知模式的改變為重新解釋提供了可能，不過，之所以解釋某一個前文本，之所以如此這般解釋某一個前文本，則和重寫者所處的現實語境關係密切，質言之，“解釋”的同時更有“諷喻”的目的。為何重寫大澤鄉起義的小說要強調以陳涉為首的戍卒是“閭左貧民”？為何作家不約而同地用階級鬥爭觀念來解釋這次起義？新的史學觀念提供了新的解釋模式，從而使重釋成為可能，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則是現實時局激發了作家們借古諷今的寫作欲望。
孟超兩次重寫大澤鄉起義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子。相隔十餘年，孟超對這段曆史的理解就有所變化，他認為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了解了‘奴隸們才真正是亡秦的’他的新的意義，就是不僅適用於農民的抗爭，更適用於民族解放的局麵”[1]。當1929年寫《陳涉吳廣》的時候，正是國內階級矛盾尖銳之時，十餘年後重寫為《戍卒之變》，則正當異族入侵、政府無力、民族危亡的時刻。從孟超的自述可知，小說本來就有諷喻的意味，要借古諷今；現實語境的改變使作家對前文本有了新的理解，觀念有所變化，於是再次重寫時諷喻的指向也就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