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間的第二個十年，重寫史乘的小說大量出現。許多很有影響的雜誌開始刊載這類小說，關於曆史題材作品的評論也逐漸增多。重寫的作者既有郭沫若、茅盾、鄭振鐸等知名的作家，也有如孟超、馮乃超這般文壇上的新秀。阿英在總結1934年的中國文壇時，特別提出“曆史小說的新傾向”。[1]李程驊分析“三十年代曆史小說的總體傾向”，認為當時創作基點往往是“革命的功利主義”，他將30年代曆史題材小說數量猛增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文學外部的力量——社會發展的衝擊：大革命失敗後開始的是軍閥混戰以及專製統治，“九一八”之後又加上外患，作家對國家、民族抱有深切的憂慮，而創作環境的限製使他們不能暢所欲言，於是借助曆史人物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與認知[2]。金宏達也指出“曆史諷喻小說”在30年代有著“更大的勃興”，他主要從題材開拓、寫作方法實驗的角度分析這些重寫史乘的小說。[3]王富仁則將1927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稱為現代曆史小說的繁榮期，他指出，這時期有三種題材最突出：農民起義、愛國主義、政治鬥爭，而農民起義題材的曆史小說可以說是30年代的主流。王富仁從社會背景、思想觀念、題材開拓三個方麵進行了分析，認為農民起義題材小說的興起，“是當時空前尖銳的社會矛盾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傳播的結果，同時也是當時左翼作家對中國現代曆史小說題材的新開拓”。[4]
（一）重寫“相斫書”：階級史觀的引入
農民起義題材重寫型小說的大量湧現的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症候，這些小說也鮮明地體現了重寫史乘的小說迥異於前文本的認知模式。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正是有了新的認知模式，才為重新看待前文本提供了新的眼光，從而為具有新命意的重寫提供了可能，也就催生了對史乘的重寫。在傳統史觀中，農民運動往往是造反、叛亂、**，是以下犯上；當階級觀念在中國史學界得到認可的時候，農民作為被壓迫階級，其反抗統治階級的行為就具有了革命的正義性，從而成為“起義”。可以說，階級鬥爭的史觀為重寫農民運動提供了和傳統史觀不一樣的認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