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與經學
經學,從字麵上看,就是指研究經典的學術或學問。不過,經學所研究的“經典”是特指《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過孔子整理的儒家典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六經”。在戰國時期,經其實是各家子書的一種著述體例,是各家各派對本派比較重要著作的一種泛稱,比如墨家有《墨經》,道家有《道德經》,法家李悝著有《法經》,《韓非子》書中有《八經》等。在此之前,“經”的意思則是指王室的重要典章,戰國諸子借來指本派著作,以示鄭重。把經的意思特指化,是西漢時候的事。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議下,由王朝政府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由是始專指儒家經典。而經學一詞的提出,也是漢代的事情。《漢書·儒林傳》中說孔子之教化在魯國有遺留,“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漢儒之所以用經稱《詩》《書》《禮》《易》《春秋》諸書(《樂》在漢代已經失傳,所以漢人所談實際上隻有五經),是因為“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義》)。即他們認為上天規定人世有五種永恒的“道”,聖人孔子效法之而作了五經,每一經都對應著一種具有永恒價值的人倫之“道”,用以教化世人。後儒對漢人的說法從字源上有了進一步的肯定:“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以,在漢人以及後人那裏,都是訓經為常,認為由聖人孔子製作的這些著作裏麵包含著經天緯地、萬古不變的常道,可以為永恒的治世法則。與《詩》《書》等六經相對,由孔子之後儒者所作與經有關的著述,則隻能稱傳、說、記等。比如《春秋》是經,而《公羊傳》《穀梁傳》及《左傳》等解說《春秋》的著作隻能算是傳。即在儒家的經學體係中,經與解經之作是有明確區別的。張華《博物誌》中說:“聖人製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康有為也曾解釋說:“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述謂之傳,又謂之記,弟子後學輾轉所口傳謂之說。”由上可見,漢儒對經的使用,顯然具有不同於其他著作的尊稱意義,包含了一種人為的、神聖化的色彩。而這種命名上的神聖化,目的則在於對其所指內容的神聖化,是為儒家獲得政治上獨尊地位服務的。類似的情況,秦漢間的其他事情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朕”字在先秦時期是比較普通的第一人稱用語,但從秦始皇開始,這個字被賦予了神聖的含義,成為皇帝的專門自稱用語,其目的也是在強化皇權的獨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