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書與兵製
講武習藝與儒雅風流,向來被中國人奉為兩大生存準則,體現於製度史,就是“文武之道”。所謂的軍事製度與軍事行為,是創立政權與護衛國家的重要保證,古人說“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是文治與武功的對舉,其實從曆代兵製、兵略與兵法所體現的思想來看,軍事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素講“王道”與“霸道”,王道樂土,寓和平之聲,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霸道則含征伐之意,即“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劉向《說苑·指武》)。然而縱觀中國曆史上的軍事文化與思想,又恰恰是“雜王霸之道”的產物,殘酷的戰爭行為往往與仁義禮治思想糅合在一起,構成特有的用兵思想。如《六韜》論用兵之道,即首在得人心,次在政治攻心,再次在用兵謀略。《尉繚子》議武以為“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吳子兵法》也是並舉“內修文德,外治武功”。這些都是曆代兵書所倡“聖人”用兵的道理。
圖2-7-1 孫武像
在浩瀚的曆史文獻典籍中,軍事文化主要記載於兩類著述:一是史書,班固著《漢書》立《藝文誌》,其中有《兵書略》,收兵書目錄53家790篇,分述兵家“權謀”、“形勢”、“陰陽”、 “技巧”四類,繼此,曆代史書的《兵誌》,均收錄和記載了曆朝的軍事文獻和思想。二是兵書,清人編《四庫全書》“兵家類”收錄曆代主要兵書20種:《握奇經》(舊題風後撰)、《六韜》(舊題周呂望撰)、《孫子》(孫武撰)、《吳子》(吳起撰)、《司馬法》(舊題齊司馬穰苴撰)、《尉繚子》(周尉繚撰)、《黃石公三略》(舊題下邳神人撰)、《三略直解》(明劉寅撰)、《黃石公素書》(舊題宋張南英注)、《李衛公問對》(唐李世民問、李靖對)、《太白陰經》(唐李筌撰)、《武經總要》(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編)、《虎鈐經》(宋許洞撰)、《何博士備論》(宋何去非撰)、《守城錄》(宋陳規、湯璹撰)、《武編》(明唐順之編)、《陣紀》(明何良臣撰)、《江南經略》(明鄭若曾撰)、《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明戚繼光撰)。此外尚有如明末孫承宗的《車營扣答合編》、清人記述施琅攻占台灣戰略戰術的《靖海紀事》、魏源的《聖武記》與《道光洋艘征撫記》、丁拱辰的《演炮圖說》等,都是記錄古代軍事思想與戰爭方略的重要文獻。宋元時代武舉考試,“七書”為必讀必考,分別是上列諸書中的《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和《李衛公問對》。而從這些相關文獻中,我們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古代完整的設兵製度、豐富的治兵方略與精彩的用兵法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