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四次年會繼續遞交相關提案可見，社教社第二、第三屆年會決議呈交教育部，並沒有取得相應效果。實際上，除去年會議案上呈，社教社還通過1934年1月教育部召開民眾教育委員會契機，集中討論了社教人員待遇等問題，並形成“社教人員任用及待遇規程”決議案，遞交相關主管司及教育部參事處。社教司第三科科員顧良傑對此抱以極大樂觀：“中國社會教育社曆屆社員大會，迭有呼籲，該社理事會，業據以呈部核辦，教部當然表示同情。惟此事有一前提，即欲求待遇與學校教職員平等，則其人員之任用，必勿冗濫，必求合格，必受上級教育行政機關之考核，果能依此辦理，足見社教人員之任用，其資格規定，亦甚嚴密而不能隨便，且任用後須經上級核準，則其不合格者，自不得濫竽充數，如此，則待遇方麵，自當與學校教職員一律而不致再有歧視，此教育部製定該項規程草案之本旨也。現該案既經大會決議成立，交主管司及教育部參事處，會同修正，大前提既解決，將來各細目之磋商修改，自較容易。此可向吾社教服務同人，預為告慰者也。”[148]可惜，由教育部召開的民眾教育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依然未果。
由此可見，社會教育人員待遇問題，並不僅僅是簡單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同一地位的觀念問題，更有社教人員的任用資格緊密相連，而任用資格的規定和核準，又與社會教育人才培養問題、社會教育督導問題直接相關。換句話講，隻有建立起較為合理的社會教育人才培養體係，規範的督導體係，大量合格的、受過社會教育係統訓練的專門人才出現，才能保證任用資格規定落到實處，如此，才能正式解決社會教育人員的待遇問題，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由此，第四屆年會關於社會教育人員待遇便改變方向，將社會教育人員任用和待遇作為整體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