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界大多采取職位功績製和訓練功績製相結合的方式，按照職位、學曆及年限來核定薪水，而對於社會教育人員，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多依慣例自行酌定標準。據調查數據顯示，社教人員薪酬待遇地區差異明顯，以民眾教育館為例，江蘇省各縣市立民眾教育館館長最高的為60元，最低24元，平均數為40元，館員最高為42元，最低為0元（兼職不兼薪）[119]；山東省民眾教育館館長平均數為26.17元，館員平均數為19.11元；浙江省各縣民眾教育館館長薪俸中數為20～25元。而當時全國中小學教職員薪金中數，中學的為37.96元，其中校長90元，主任49.19元，教員53.67元，職員27.10元；小學校長實驗小學月薪中數為57.85元，普通小學月薪中數為24.30元，教師實小月薪中數為42.89元，普小中數為20.52元。[120]相比之下，民眾教育館館長及館員的薪金較低，“民眾教育館職員待遇應與學校教職員相同”，“縣立民眾教育館人員待遇應與小學教職員看齊”，成為社會教育界大力呼籲的重點。[121]
表5-7 江蘇省立社會教育人員待遇標準表（1934）[122]
20世紀30年代初，全國小學教師的薪水及生活狀況並不樂觀，許多小學教師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身兼數職，才能勉強糊口，既無精力從事其他活動，更無餘力去提升自己的業務水平。“目下政治不寧，社會衰頹，直接間接，使小學教師，態度消極，生趣索然，致樂業專業精神，不能充分表現出來。如各級小學經費，因荒災的關係，往往不能按期發放；教師仰事俯畜之資，既十分微薄，而又時時發生恐慌現象；對於事業，不免常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的思想。”[123]當時報紙上，常常出現長篇累牘地報道小學教師因欠薪、扣薪而導致的請願、請假、怠教、罷教等突發事件，1934年9月29日《東南日報》報道餘杭縣拖欠4個月小學教師薪水，“學校辦公室的教員，好似監獄署裏囚人，大家隻得相對而泣”，引起社會人士的強烈反響。[124]相比之下，社會教育機關工作人員的待遇明顯偏低。當時中小學教職員的待遇“已屬微薄”，社會教育教職員的待遇則更是連其“個人的夥食都難以維持”。[125]其境況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