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教育在學製係統中的地位問題，歸根到底是如何妥善處理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關係，學製中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地位是各派製度建設的根本區分點。“自從近年來社會教育或民眾教育異軍突起，所謂教育製度問題已漸具研究價值。因教育行政當局不能有明白的認識，實際從事事業者又各懷成見，已不覺的陷入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各爭正統的狀態。”[33]而各派的分歧，實際上是對移植西方學製體係下的學校教育和中國傳統學校教育、西方社會教育和中國傳統社會教化關係的不同角度的深度思考。
聯絡派認為，社會教育是“正式學校教育的補助教育”，是為了補救正式學校教育的“不淺易化、不實用化、不簡單化和不經濟化”的弊端。傅葆琛認為：“民眾教育的產生，即為補助正式學校教育之不逮。……但是我們要明白，民眾教育不過是正式學校教育的補助物。所以正式學校教育是幹路，民眾教育隻是些枝路。”他注意到西方強國增加義務教育年限的趨向，認為社教界“不應當勸導他們舍大路不走，去走小路”，這樣才能使國家的學製體係承擔起普及教育之責。[34]這種改造方案，在當時努力爭取社會教育獨立地位的社教人士看來，是“將富於彈性的社教附庸於機械和呆板的現行學製”，認為社會教育以“這一點寄生蟲地位而獲得發展，決不可能”，認為學製改革“決不可畏怯不前草率行事”。[35]聯絡派的“保守”招致了眾多批評，社員顧嶽中1948年出版的《民眾教育》中論及此種製度設計，用了“已成過去”[36]四字一筆帶過。
陳禮江以社會教育司職掌所限為依據，指出“社會教育是學校以外的教育，或說正式學製係統以外的非定式的教育”[37]。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在性質、對象、內容、方法和督導等方麵都存在著區別。“設置獨立社會教育學製與現行學製並列”，反映了人們發展社會教育的強烈要求，代表了不少重視社會教育人士的意見。當然，社員許公鑒對此持堅決反對態度，這種改造方案表麵雖是一種“轟烈的作為”，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原同為全民教育的各一麵，二者分工並進原無不可，若要分道揚鑣，殊為不該。在教育係統上而竟各自獨立，未免不通”。況且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已有互相敵對的傾向，若再顯然分離，勢必互相嫉妒，彼此排擠，多生阻力，發展更難”，最後隻能是“兩敗俱傷”，“愚莫逾此”。[38]這些分歧沒有阻礙陳禮江的積極性，在擔任社會教育司司長期間，大力宣揚其主張，1936年10月在視察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期間，還特別為學生作了專題講演。這種方案獲得“上下溝通、左右聯係”“實施和行政打成一片”“兼容並包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時評，在1939年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上其核心精神被采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