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第一屆年會決議，理事會第3次會議決議推定陳禮江、舒新城和俞慶棠組成整理委員會，陳禮江任召集人，負責擬定征稿啟事，後增加鈕永建、高踐四、梁漱溟、孟憲承四人，經過數次磋商，擬定了公開征求的三個原則，即“（甲）於現行學製係統之內，加入社會教育係統，彼此聯絡；（乙）於現行學製係統之外，另定社會教育係統，彼此並列；（丙）另創中國教育係統，包括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14]。這三項原則，框定了“社會教育在學製係統中的合法地位”大討論的範圍和方向，並形成了相應的聯絡派、並列派和改造派三種製度設計理路。每派內部意見不一，差異很大。
聯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傅葆琛、許公鑒等，他們主張以現行學製係統為主，將社會教育係統鑲嵌進去，借以整理社會教育事業，謀求與學校教育取得正式聯絡。傅葆琛認為，唯有民眾教育能救學校教育中組織、課程、時間和費用的四大弊端，主張將民眾教育嵌入現行學製係統之中。[15]許公鑒以“自成係統、聯合辦理和因舊創新”為原則，擬定了《中國社會教育係統圖》。他認為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是“合而不並，分而不離”的關係，“學校教育自有嚴密的進程與限度，至大學研究院而終止；社會教育具有廣遍性與永繼性，終身受之而無窮”，應在學製中“平分天下”，本著“因舊創新”的理念，編製了《民眾學校教育和正式學校教育比較圖》，兩者共同構建了整個學製係統。[16]盡管兩人主張不盡相同，但均為以“補助正式學校教育之不逮”來定位社會教育。
陳禮江是並列派主要代表，他認為“教育係統的產生，是先有需要，經過提倡，最後由政府規定的”，而社會教育作為新興的、目前尚處於分頭研究實驗時期，學界尚未注意到其整個計劃，更遑論社會教育係統。就當下來講，“喚起民眾，複興民族，非民眾教育不可！”由此，為避免社會教育不居於附屬地位，“需自築壁壘，另成機構”，主張在現行教育係統外，另設一個社會教育係統。陳禮江主張社會教育係統由縱的組織和橫的事業構成，前者分為民眾學校、縣立民眾教育館和省立民眾教育館三級，形成了由狹到廣，由低到高，層層遞進的社會教育行政體係；圖書館、體育場、戲劇音樂院（團）和博物館則構成了後者，後者由上下聯係的前者來加以實施。[17]“所謂建設中國的中國社會教育係統，就是以第三派（陳氏主張，筆者注）的主張為依據”。據社員顧嶽中回憶，“陳氏根據現在全國社會教育實施的普遍情形和教育部曆次所要推行的社會教育計劃，參以個人的意見，經過多方的斟酌和考慮，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教育製度”[18]。教育行政的權力力量給予了“並列派”進一步施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