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國社會教育社社員撰寫的一批有影響、有見地的專著和論文是本書倚重的重要資料之一。中國社會教育社總幹事俞慶棠曾講：“我們再檢閱我們社友在民教學術上的努力，我可以概括的這樣說：全國民教的刊物都代表著我們社友的思想。其中有書籍，雜誌，報章，專刊等。……我們大部分的社友是各省內地鄉村民教實際工作的人員，也有領導我們的先進，研究理論的專家和熱心提倡的行政長官。”[33]梁容若選編的《民眾教育的重要論文》一書，作者共32人，“分析三十二個作者，幾乎全數曾為大學教育係及民眾教育師資訓練機關教授或講師，並多曾從事民眾教育研究實驗工作。中國社會教育社社員占二十七人”[34]。大部分作者活躍在社會教育領域，他們“述而又作”的親身體驗和深淺不一的思考，為生動地“重現曆史”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第二，實驗報告和農村調查資料。這一時期，教育實驗已經深入教育的各個領域，社會教育亦不例外。落後的農村社會以及相應的鄉村問題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在此種情勢下，實地調查成為進行社會教育實驗的基礎和起點。與李景漢、費孝通、吳文藻、張之毅等人的農村調查有所區別的是，社教界所進行的實地調查更緊密地和社會教育的主要事業聯係在一起，如《社友通訊》上刊登的“洛陽試驗區”“花縣實驗區”專號、陳大白的《洛陽實驗區事業實驗記》（1940）、邵曉堡的《介紹南國的花縣鄉教實驗區》（1937）、石玉昆的《花縣鄉村教育實驗區的實驗工作》（1937）等。這些資料都成為我們追溯當時中國社會教育社作為一個社團與社會變遷互動的曆史圖景。
第三，20世紀30年代鄉村建設論戰的相關研究成果。梁漱溟作為鄉村建設派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中國社會教育社的常務理事，中國社會教育社的第二屆年會中心議題更是以“由鄉村建設來複興民族”為中心，由此可見，鄉村建設與社會教育休戚相關。而鄉村建設派與左翼學者之間的論戰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開端，這股“爭鳴、討論”之風，發展到1935年，焦點集中到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論戰。[35]這次論戰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促使一批卓有見地的論文、專著相繼問世，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千家駒主編的《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中國鄉村建設批判》《鄉村建設實驗》（1—3輯）等，“如何謀中國農村的複興……時論界對於這卻有二種不同的意見，一是主張自建設鄉村入手，由鄉村之建設以引發工商業，一是主張由發展都市來救濟鄉村。前者可以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晏陽初先生及無錫教育學院的高踐四先生等為代表，而今日風靡一時的鄉村建設運動便是他們這種信仰的成績表現”[36]。很明顯，時人將無錫教育學院作為並入鄉村建設運動的一支力量。通過這些同行們“當事人”的研究成果，和社會教育界的有關成果相互佐證，我們可以拂去“當事人”自覺不自覺地“偏離史實”的塵埃，更接近昔日的“曆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