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不管洛陽實驗區，抑或花縣實驗區，其設立發展均與社教社曆屆年會（包括年會前後的理事會會議）有著直接關係。換句話講，合辦的實驗區可以看作是年會結的一個果，與年會中心議題息息相關。如果說年會舉辦地點——從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代表著社教社影響在地域上的擴大，“播下一顆種子”，那麽，合辦實驗區則代表了社教社倡導的事業在該地域的生根發芽，真正地發揮著持之以恒的影響，將年會期間集聚的熱烈氛圍保持、渲染下去。
1933年3月18—19日，社教社理事會在南京舉行第4次會議，鈕永建、陳大白聯袂遞交“開發中原暨西北社會教育案”，提議社教社組織中原暨西北社會教育研究會，確定開發中原暨西北社會教育方案，並“由本社組織西北教育考察團，考察中原暨西北教育狀況”。會上，高踐四提出“請籌辦民眾教育實驗區案”。“後者是中國社教同誌為實驗社教新路線起見，集合同誌，從事專精研究與實驗；前者指示創辦實驗區之境地，供給民教實驗之新領域，這兩個提案雖然出發點不同，但在實際上是有著密切關係，於是理事們即把籌辦實驗區與開發中原暨西北社會教育拉攏一起，混為一談”[139]，當即形成如下決議：“推定趙光濤、陳大白、高踐四（召集人）三人草擬具體辦法，提交下次理事會討論。區址定在洛陽附近，俾便於與中原社會教育館聯絡辦理，以開發中原社會教育”[140]。同年5月，在鈕永建積極運作下，與陳大白勘察並初步選定洛陽縣第三區作為實驗區，6月5日徐州民眾教育館館長趙光濤率同僚勘察該地。在此基礎上，第二屆年會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提交“積極籌辦洛陽民眾教育實驗區案”，提案理由及辦法如下：
主文：積極籌辦洛陽民眾教育實驗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