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無論洛陽實驗區的鄉村民眾基礎學校，抑或花縣實驗區鄉村基礎學校，頂層設計中，均有社教社持之以恒的實驗理念，即打破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之間界限，容納兒童、青年和成人於一校，教師不僅承擔著兒童教育的責任，還負有教育失學青年、成人的使命，這些學校不僅承擔著新教育體製下的義務教育，同時亦恢複原本的鄉村文化中心的功能。“中國的教育，所以不能普及，就是因為過去的學校式的教育，太偏於貴族化，窮苦的鄉民沒有福氣走進他的門去，可見隻希望學校教育來完成教育使命，提高民族文化，永沒有實現的日子。為了積極的掃除文盲，提高農民的文化，所以又要提倡鄉村化的社會教育。”[155]實際上，實驗區所進行的鄉村民眾基礎學校、鄉村基礎學校，是以“謀學校社會化”外化，“教化以學校為本”傳統風骨影綽可見，一改小學校“閑人免進”的冰冷麵目。
對以西方學校教育為主的新式教育製度的評判，並不僅僅限於社教界。20世紀30年代，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化，“民族主義”漸複流行，倡導中國文化、重新肯定中國傳統的呼聲日高，張君勱1935年創辦學海書院時指出，教育不僅僅是“講學識”，尤其要“敦品行”。他認為，辦書院不是開倒車，不是複古，而是“在振興民族文化，參以西學方法及其觀點，以期於融合貫通之中，重建中國文化之基礎”[156]。不難看出，張君勱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新式教育。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鄉村社會中的教育危機已成為知識界的流行話語，“鄉村教育破產論”的聲音很高。“中等以上學校集中都市，而使鄉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求學……所以30年來新教育在數量上可言成績者隻有都市的教育，內地的鄉村則反而日趨日下。”[157]而且這種受了新式教育的鄉村子弟，卻很少重返鄉村；甚至連師範學校的畢業生都不願回到鄉村教書。“在鄉村教育中，舊式私塾仍占統治地位，舊式文人仍然主導了鄉村教育。”[158]如洛陽實驗區為實驗區事業推進，必須對塾師進行培訓。新式教育不僅沒有改善鄉村文盲眾多的狀況，反而產生了一種副作用，“成了吸收鄉間人才外出的機構，有一點像‘采礦’，損蝕了鄉土社會”[159]。除了出現教育都市化現象之外，新式教育的貴族化也導致農民在其麵前止步不前。新式學校的費用遠高於私塾，小學收費要高於私塾兩到三倍，更何況私塾束修還可以實物或勞力來抵代。新式小學的費用不菲，鄉民難以負擔，有人不得不中途輟學。例如，在河北定縣的62個村中，初級小學自開辦以來，中途退學者至少有418人。其中，因貧窮退學者最多，占到退學總人數的90%。另外，新式學校必備的各種器具，如體育器械、遊藝器材、實驗設備、手工模型及音樂用具，等等，其建校成本要高出私塾幾倍甚至幾十倍。[160]而在清末新政的實施中，辦理新式學堂的經費全由地方官員與當地士紳協商籌措，新學捐款被轉嫁到鄉村民眾身上，加上有些劣紳倚仗官府勢力，乘機營私舞弊、中飽私囊，使得“在興學中，農民未受其利，先蒙其害”[161]。清末，各地出現了農民群體性破壞新式教育的暴力行為，鄉村教育近代化遭遇了農民情感上的抵觸與行為上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