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實驗區開辦是在國民政府建設洛陽行都的背景下進行的。一·二八事變後，中日之間劍拔弩張，一旦戰事突起，水陸空便利、臨近上海的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便危如累卵，為免城下之盟的威脅，在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等人的動議下，國民政府分批移駐洛陽辦公。1931年3月，在洛陽召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以洛陽為行都、西京為陪都”決議[5]，以此為契機，在之後的較長一段時間內（直至1935年10月蔣介石策定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西北和中原地區成為國民政府建設內地的重點區域，“開發西北”“建設中原”呼聲此起彼伏，響徹全國，“開發西北，複興中原，為救中國之新路，而運用社會教育之方法，從下層基礎著手，又為開發複興之最佳法寶”[6]。社會教育界也摩拳擦掌，以實際行動投身其中。“鈕惕生先生為本社社員之一，對於社會教育信仰挺深，而提倡亦複不遺餘力。自從國都遷移至洛陽以後，鈕先生因考試院職務關係，乃對於河南陝西一帶的社會情況，有了充分考察的機會，他感覺到這些地方對於社會教育的需要是萬分的迫切”[7]。在理事會議上，鈕永建不懈餘力予以推動，“我回想辦理洛陽實驗區的動機，還是去年三月理事會中鈕惕生先生提議的，同年八月濟南年會又通過一個應該設立的議案”[8]。而客觀上，“以民眾教育來建設鄉村，以鄉村建設來複興民族，為現代社會思想之主潮。洛陽實驗區係中國社會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廳洛陽縣政府合力倡導，亦即此種思潮之產兒”[9]。由此可見，“以社會教育來開發中原”，成為社教社與河南教育行政機關合辦洛陽實驗區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