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屆大會中心議案為“助成地方自治，促興社會生產”，圍繞鄉村社會組織結構建造和為解決民眾生計發展經濟兩個問題展開，會議分為上、中、下編分時段討論，主題依次為助成地方自治、促進社會生產和本社應有之行動。總體來說，與會者對上編意見分歧較大，集中體現在政教關係和如何對待現有政府問題上。這次會議，梁漱溟又一次成為會議討論的焦點人物。
按照慣例，理事會決定“助成地方自治並促興社會生產”為中心議案後，成立了“中心問題委員會”，推定梁漱溟、高陽、俞慶棠、孟憲承、陳劍修、崔載陽、江問漁七人組成，負責編製討論綱要，“自本屆中心問題決定以後，即廣征社友意見，由委員會薈萃輯要，根據單元法編成手冊，以作參考”。1936年1月17日，理事會第13次會議上公推梁漱溟審查“社會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並促興社會生產案討論綱要”案並報告大會討論。[147]會上，梁漱溟代表中心問題委員會報告編製綱要的經過，“為大家討論方便起見，個人願意再貢獻兩點意見”：
第一，我們先要把問題的本身考究，不要從社教立場說話，否則很容易變成主觀的，演繹的，深恐說了許多空話，僅在名詞上化了許多疏散的討論而已。中國辦了三十多年的地方自治，現在還沒有成功的主要原因，裏麵的困難究在何處，我們一定要分析清楚，然後才能把這個問題了解，了解以後，再從社教立場來發抒己見。
第二，如果照了方才所說的辦法去討論，則我們所感受困難的，就是我們並非自治專家或經濟專家。如果欲把自治、生產等問題辨查清楚，一定需要這兩方麵的專才。所謂生產，是一個很寬泛的名詞，因為名詞愈寬，就需要更廣博的知識。我們在社教方麵尚不能成為專家，那裏還能再兼一項專家。因此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深恐不易找到盡力的所在。但因中國今日所遇到的問題，關於追問道根本的，特別的多，我們雖非地方自治的專家或經濟專家，卻也無法避免此多方麵的討論。[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