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指出：“社教社年會地點的確定及輪值，是鄉教事業本身空間聯係和擴展輻射的表征。”[159]第四屆年會在國立中山大學舉行，主席團由鈕永建、鄒魯、金曾澄、黃麟書、梁漱溟、蕭冠英、雷沛鴻、崔載陽、鍾榮光、俞慶棠、董渭川11人組成，從來源上看，梁、董二人來自黃河流域，鈕、俞二人屬長江流域，其他都屬珠江流域，其中尤以會議召開地廣州人為大多數，特別是國立中山大學。主席團推請梁漱溟擔任主席，總幹事俞慶棠、年會籌備會主任蕭冠英、教育部代表黃麟書、中大校長鄒魯等人相互致辭後，由廣西代表雷沛鴻、山東代表梁漱溟和江蘇代表劉平江，分別宣讀論文集教育實驗報告，“代表華北華中華南各部”[160]。中國社教社四次年會地點的騰挪，標誌著社會教育界聯絡範圍的延展，珠江流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連成一體，社教社觸角深入中原，指向西北、西南。
從現存史料看，社教社的社刊《社友通訊》以及同仁刊物，如《教育與民眾》《山東民眾教育月刊》等幾乎是一邊倒的對第四屆年會的盛讚，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刊《中國農村》上刊登的一篇署名“作民”[161]的文章，從出席社員分析、年會討論氛圍、實驗成績和目前重要問題四個方麵，對第四屆年會給予猛烈批判。針對與會社員分歧較大的年會討論氛圍，作民以旁觀者的冷峻，給出自己的會議感受：“這次外來社員數和本地出席社員數的相差所以如此懸殊，至要原因是會議地點太不適中，偏在最南麵的廣州；以致於一般遠道社員，困於經濟和時間，尤其是參加實際工作，真正接近民眾的下層工作人員能夠出席的，實占少數中的少數。而超過出席人數半數以上的廣州社員，又有十分之九是新社員，他們大多很少做過實際工作，不能提出實際問題。同時又因為語言隔膜，所以大多默然靜聽，不發一言。於是各地的領袖們，高級職員們，即各處的理論家們，便變成會場的主要成份。而且有些理論家竟利用他的地位和身份，來操縱一切；甚至明目張膽地在會場上用種種辦法來限製別人，自己偏偏不受那些製限的束縛。就這樣輕輕地把那些極少數極少數的下層工作人員，想發表一點意見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在行文中，用寫意筆法將“有些理論家”的種種知行不一的行徑一一列出，並將矛頭直指大會主席梁漱溟：“別人雖然都要受上述會場規則的限製（每人每次發言不得超過兩分鍾，同一問題發言不得超過三次，筆者注），而我們的梁漱溟先生卻可以例外。所以有人說這並不是會議，不過是給一二人來宣布他的‘開倒車的歪曲理論’罷了！我雖然不願相信這話，可是事實已經像鐵一般的放在這兒了。”[162]不難看出，作民對參會社員多為廣東籍有很大看法，前三屆年會廣州社員數目甚少，這次參會的大多是新加入的[163]，難免落人口實。實際上，這種出席人數多寡與會址交通距離的關係，在其他學術會議上也極為普遍，晏陽初曾對參加鄉村工作會議代表省區分布作過細致觀察：“必定是離開會地址較近的，則出席的多，遠的就更少些”[164]。據第四屆年會籌備會統計[165]，作民所指出半數以上為廣州社員應是將職員計算其中。作民筆下“地點不適中”的廣州，在社員蔡衡溪看來，卻是充滿了期待：“我們的年會，得能從三屆年會舉行所在地之‘黃沙遍地’‘荒涼不毛’的開封，移到將來中國文化中心所在地之廣州舉行四屆年會，一定象征著這次年會，更有奇特的與新穎的發展！”[166]第四屆年會籌備會副主任崔載陽曾專門在《社友通訊》撰文《歡迎社友到廣州來》，認為社教社年會在廣州召開，無論對社教社抑或國家都意義重大：“從本社講，這屆年會充分表示出本社生命之繼續不斷的擴大。從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沛然的擴大到珠江流域，我們要慶祝”；更進一步，“從國家講，這屆年會確實表明我國無論南方北方，他們的文化教育始終都是一有機的大整體，不可分離的統一體，我們正在創造曆史”。但就廣州來講，自從1921年全國教育大會召開後，因種種關係，直至1936年再無機會舉行全國性質的教育會議，“說到南方人，那就無一不認這屆年會是一次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167]。社教社年會地點的選擇，被提升到國家南北文化統一的高度。總幹事俞慶棠在年會召開期間，亦積極回應崔載陽觀點，將之作為社教社事業拓展的有力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