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於中國社會教育社的研究比較薄弱，近些年來才引起部分學者的關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孝純、王雷、曹天忠、趙倩等人的作品，筆者也進行了一些嚐試，尚沒有發現專題研究的專著出版。
俞慶棠作為中國社會教育社的主要發起者之一、常務理事、總幹事，唐孝純《人民教育家俞慶棠》一書中，第六章的標題為“倡議建立中國社會教育社”，唐孝純從俞慶棠作為倡議者的角度，對該社創建曆史背景、建立、曆屆年會情況、兩個附設的實驗區（河南洛陽民眾教育實驗區、廣東花縣鄉村教育實驗區）進行簡要曆史梳理。唐孝純作為俞慶棠長女，在中國社會教育社創設期間，時年十歲左右，對母親忙於社務有深刻印象，“常常看到母親坐在書桌前，麵前擺開筆硯信紙，認真寫許多信，那時她常想，‘媽媽好不容易下班回來，還有那麽多老是寫不完的信要寫’，此情此景至今還清楚記得。在那些信中，有很多事和創建中國社會教育社有關 的”[3]。之後的曆屆年會，特別是第三屆、第四屆，加入不少俞慶棠當時糾結的心路曆程，讀起來很生動。該書更大意義上是人物回憶傳記，不屬於嚴格意義的學術著作，但因唐孝純親曆性的具體參與，而體現出一種“曆史在場”的感覺。
王雷以博士論文《近代中國社會教育研究》為基礎，先後出版了一係列社會教育專著，其中尤以《中國近代社會教育史》為代表，書中第五章第四節為“中國社會教育社”，從緣起·沿革、組織·社員、學術研究和實驗工作四個方麵，對該社進行提綱性梳理，並開創性地對社教社組織和社員特點做出總結：（1）在組織係統上，以北洋政府時期的通俗教育研究會“認定”和“指派”官方人員為對照，認為社教社是一個由私人結合而成的社會教育學術團體，不具有官方意誌，僅是民間行為；（2）從組織結構構成來看，再次援引通俗教育研究會分股成例，認定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簡單的行政機構體現了學術組織的基本特點；（3）從理事會成員看，主要成員基本沒有大的變動，而主要成員的來源體現了廣泛性和專業性；（4）從出席年會社員人數以及社員增幅等數字，得出該社具有廣泛影響力和號召力，並據此推論出當時研究和從事社會教育的人“是比較多的”。[4]由於該書僅僅以年會報告和一些江蘇省立學院畢業生回憶為來源，其結論一定程度上失於偏頗。如組織係統，作者僅看到社教社不像通俗教育研究會那樣由教育部指派會員，就將之歸為不具有官方意誌，實際上，如若沒有主要倡議人俞慶棠（時任中央大學區擴充教育處處長）、鈕永建（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等行政地位，單單征召到足夠有分量的發起人就絕非易事，更遑論社務進展，社教社的最大特色是“政教合一”，極力吸收各種社會教育行政官員入社，該社通過理事會理事遴選[5]，來實現社會教育界與政界、其他主要教育社團的大聯合。南開大學張伯苓在複中國社會教育社臨時籌備委員會會函中，稱“諸公對研究社會教育學術，促進社會教育事業備極熱心，欽佩無擬。囑列賤名於發起，極所欣願，敬當如命。惟參加會議一節，恐因冗未克前往也”[6]；再者，中國社教社並非如作者所言“民間團體”沒有門檻自願加入，社員入會需要兩名理事對其資格進行審核，如中國社教社理事會1933年6月就專函張伯苓，請其對徐軼民等30餘人進行審核，方才承認其新社員身份。[7]再如組織結構構成：完善的組織架構是任何一個團體得以正常運行的基礎，組織架構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個學術團體是否成熟的主要標誌，該社組織機構由社員年會、理事會（包括常務理事、總幹事、理事、候補理事）和事務所組成，年會期間設有主席團、輪值主席、審查會和各種特設委員會（如學製係統整理委員會等），絕非如作者所言“簡單的組織機構”，單從是否分股、設部，是否設置複雜來判斷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體現學術組織基本特點，有失武斷。第三，作者列舉出俞慶棠、梁漱溟、雷沛鴻、陳禮江、高陽、李蒸、傅葆琛、馬宗榮等為主要成員，還拉出孟憲承、舒新城、黃炎培等“社會上較有影響的教育家”，來力證“表明了社會教育社主要成員的這種廣泛性和專業性”。從當時影響看，馬宗榮雖有大量社會教育成果問世，但因其理論來源於日本，在當時社會環境下，馬宗榮在社教社絕非主幹人物[8]；與孟憲承和舒新城、黃炎培相比，尚稱不上“社會上較有影響的教育家”；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核心人物黃炎培作為中國社教社的候補理事，該社第一至第四屆年會報告記錄及《社友通訊》，未發現黃炎培參加年會的史料支撐（僅委托俞慶棠代其出席第10次理事會議）。實際上，“古人本有生命與知覺，但因時空隔絕已多，治史者必須設想自己身臨其境，曆經其事，思其所思，然後始能與其形成對話、溝通、理解”[9]。如以從“後世之名”來推演彼時境況，難免陷入誤讀。同樣的問題也體現在其書中的第四結論上，出席社員的多寡和社員增幅僅僅是一個社團社會影響的因素之一，該社1935年、1937年先後出版的《中國社會教育社社員一覽》及相關史料證明有不少社員僅僅是掛名而已，在登記社員中，還有因為各種原因被列入進來的[10]，沒有史料證明這些社員直接參與中國社會教育社年會或其他活動，亦無發表或出版與社會教育相關文章或著作。當然，這些都不能抹殺該書作為較早對社教社學術研究探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