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作緣起
近些年來，近代各類社團研究方興未艾。在1912—1949年的38個春秋裏，伴隨著社會轉型的陣痛，教育經曆著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蛻變，集結精英們的各式教育社團起伏其中，或搖旗呐喊，或引領**，為這種蛻變做出精彩紛呈的注腳。這些範圍不一的教育會社團體，從不同層麵、不同方式，在引介西方教育基礎上，對傳統教育予以揚棄，孕育並滋養了現代教育。有研究者指出：“對傳統教育的摒棄與繼承、否定與弘揚，對西方教育的接納與排拒、移植與抗阻，對民國教育的構思與運作、試驗與調整，交織成一幅錯綜複雜、色彩斑斕的曆史畫卷。”[1]而中國社會教育社（下文簡稱“社教社”），作為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界的全國性的專業社團，是這幅畫卷中最為獨特，甚至有幾分斑駁陸離卻又被後人忽略的那一抹色彩。
中國近代教育會社團體研究，已逐漸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湧現出不少成果。但相較於同時期有影響社團研究的方興未艾，中國社會教育社研究卻非常滯後。盡管近年來隨著學界對民國時期鄉村建設、社會教育研究的熱度的提升，研究者或以鄉村建設派的分歧為切入點，或以前四屆年會為中心，抑或以北平市第一民眾教育館參與為個案來看中國社會教育社的影響等，宛如陣陣春風，不時拂動社教社的神秘麵紗，但“猶抱琵琶半遮麵”，影影綽綽，難窺全貌。有著“全國社教之總樞紐”之稱的社教社，先後存續18年，鼎盛時有個人社員1600餘人，團體社員38處，幾乎匯集了全國的社教專家和中央、省市的主要社教行政官員。單就專家組成看，不僅擁有如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陶行知、邰爽秋、舒新城、陳東原等為學界所耳熟能詳的、各教育流派的領軍人物，更有陳禮江、李蒸、雷沛鴻、孟憲承、俞慶棠、趙冕、莊澤宣、高踐四、鄭曉滄、尚仲衣、鍾靈秀等社教界核心人物。是“研究社會教育學術，促進社會教育事業”這樣一個共同理想與願景，將這些年齡相若、經曆迥異、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留學生、新儒家以及新型知識分子凝聚在一起，“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前呼後應，交相輝映。實際上，這樣的社團宗旨和社員構成，一方麵使社教社在社會教育製度設計方麵具有極大的責任感和權威性，“擁有較大製度設計表述權”的中國近代知識精英，以社教社為基地，在對不同域外觀念的觀照下，從不同角度進行“社會教育在學製中的合法地位”的製度建設。該社向教育部遞交的各類社會教育製度建議一直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所倚重，其製度設計得到最大發展空間；另一方麵，社內意見的分歧無形中被無限放大，在各自追隨者的支持下，各派意見互不妥協，亦為社會教育製度建設繽紛多變埋下了伏筆。各界精英通過社教社，不僅向社會各界傳達著各自的社會教育理念與實踐，爭奪話語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各種社會教育政策出台，引導著近代社會教育的發展趨勢。換句話講，在傳統教育變革和現代教育生成的曆史進程中，從微觀到宏觀，從理論到實踐，從局部到整體，從平日到戰時，從域外引介到本土改造，正是通過社教社集聚這些知識精英的自覺參與和擔當，才使得社會教育突破一隅，從而席卷全國，並與學校教育一起構成了近代教育的重要兩翼。該社常務理事俞慶棠曾講：“大家濟濟一堂，集合著努力開拓中國教育的許多同誌，來謀社會教育的進步。這種情形，在國內許多教育集會中，恐怕也不常見到。這固然出於社員的熱心讚助，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整個教育正在顯露出一種方向性的轉變。大家覺得過去的學校教育偏於課堂，嚐試從社會教育來開辟新途徑，我們不敢說這是中國教育的唯一途徑，但這種方向性的轉變，實在是整個教育界的一種共同趨勢。”[2]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社會教育社研究，不僅是理解社會教育運行的核心密碼，更是探索中國教育早期現代化不可避開的課題。實際上，無論從價值重要性還是史料豐富性上講，該社研究均是一個亟待深入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