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第一屆年會因倉促產生的問題，1933年3月18—19日，理事會第四次會議及早規劃，會議議決第二屆年會中心議案，提前約請五組專家分別起草提案，並公推出年會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公推孔子後裔孔令粲擔任第二屆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董渭川為副主任）。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由理事會聘任。[41]與第一屆年會最大的不同，是推定山東省教育廳主任孔令粲為籌備主任，專家董渭川（其本身亦為地方社會教育機關長官）為副主任，而且籌備委員會由正副主任來組建。這種“教育行政+專家”的組合效果明顯，他們隨即將山東省教育廳第三科科長（主管社會教育）楊展雲拉入主任組，並組建了行政長官、社會名流、地方社會教育機關長官為主體的38人規模[42]的委員隊伍。汲取第一屆年會教訓，理事會根據社教社1933年度工作中心“鄉村教育”，確定第二屆年會以“由鄉村建設以複興民族為主旨”，並推定五組起草提案。[43]從該次會議開始，社教社每屆年會皆提前給定中心議題，一改第一屆年會漫無邊際的漫談的“神仙會”狀態。“以議題論，這次有中心了，而且是全國注目的中心，為這中心問題，大家曾花費了一天的工夫來討論，既不感到厭倦，卻猶以為未足，這是在認識上也有真進步了。”[44]與會代表給予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