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年會討論為社會教育界內部提供了麵對麵交流意見的機會，那麽，決議案的形成，不僅展示了與會者對具體提案討論、表達自己學術主張及經驗，揭示社會教育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且更充分呈現了學界內部、專家與基層實施機關、政學之間的共識與分歧。誠如前文所言，第一屆年會因時間倉促，大會開幕後第一次會議討論提案時，因提案繁多而類雜，才臨時推定俞慶棠、高踐四、彭百川、鄭宗海、舒新城、馬宗榮、趙冕、董渭川、相菊潭、甘豫源、趙季俞、朱堅白、陳訓慈13人組建審查委員會，分為特別、行政、設施、社務4類，將編號提案分組歸類，給予通過、修正、合並等意見，曆經大會討論，分4類形成了大會決議。從提案人職業和地域看，福建省教育廳代表鍾道讚、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張永榮最為踴躍，兩人聯袂署名提案達10件之多；來自浙江私立流通圖書館的陳獨醒館長以8件緊隨其後；許其仁作為江蘇省立淮陰民眾教育館的館員，為大會貢獻了5件提案。理事中陳訓慈、鄭宗海、俞慶棠屬於提案積極者。為清晰起見，特列表如下。
表2-3 社教社第一屆年會決議案分類一覽表（1932）[20]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從表2-3中可以看出，地方社會教育機關參與積極性很高，提案提交中，最為活躍的有3處，它們是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浙江私立流通圖書館、江蘇省立淮安民眾教育館。從大會議決情況看，最為活躍並不代表掌握話語權，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聯盟福建省教育廳代表鍾道讚（鍾會後很快調任教育部督學）的10個提案中，有5個提案與他案合並，2案被提案審查會認定為“保留”，1個提案被審定為“毋庸再議”，命運多舛。從提案內容看，大多是呈請教育部如何如何，教育行政內容居多。與之相似，江蘇省立淮安民眾教育館館員許其仁的5個提案中，3個被並案，1個被“保留”。相對之下，來自浙江私立流通圖書館的陳獨醒館長的提案因大多與圖書館內容相關，僅有2個提案並案、1個“保留”[21]處理。究其主要原因，一則是地方社會教育機關工作人員的知識精英甚少導致，他們雖積極主動，熱情有加，但提案主題大多散漫，針對性不強；二是地方社會教育機關工作人員與由社教界專家組成的提案委員會的認識之間存在著不少的張力，他們日常工作體味到的問題未必能入研究者的視野。有研究者指出：“機關職員的參與程度，最能體現社教社的普及程度。他們的反應，能夠直觀體現知識精英的理論架構是否切合實際。”[22]就提案結果看，大學教授的提案更容易贏得提案審查會及大會的認可，浙江大學教育係主任、教授鄭宗海以3個提案“原案通過”最為矚目。來自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鍾靈秀等人的“學製係統上社會教育地位案”，理事會核心成員俞慶棠、趙冕、雷賓南的“救國教育案”雖難形成一致意見，但贏得了理事會、與會代表的持續關注，特別是前者，會後理事會專門就全國征集專家，聚焦於該案的修正問題。總幹事俞慶棠的另一提案“請本社於本年度內注重宣傳建設案”，不僅化為第二屆年會“由鄉村建設以複興民族案”，還促成了1933年第三屆鄉村工作討論會在無錫召開，雲集國內鄉村建設專家。不難看出，專家學者的身份，使得他們對社會教育發展把脈精準，提案更有的放矢，學術素養及社會聲望，是年會決議案中話語權的重要力量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