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由年富力強、留學生為核心理事主體的社教社，總幹事俞慶棠規劃頗有代表性，他們的執著、堅持在政策參與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一個學術團體的組成，最要緊的也是要有肯為社務終身盡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貞同誌，那麽才能使社務蒸蒸日上，永續下去；而且這種同誌，愈多愈好。我們試看幾個有曆史的團體，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中國科學社、中華職業教育社等，他們無形中似乎都有一個中心集團，在那裏‘鍥而不舍’‘終身以之’的為社盡力，從不肯輕易離開，去圖個人的進展，縱有時赴他處工作，都是得其本社的同意，其工作正是為其本社，決不肯須臾舍棄本人從事的立場，這種精神是極可敬仰的。”[7]的確，社教社作為一個相對寬鬆的民間學術團體，與其社員之間不存在隸屬關係，社員的個人成就和社教社也不存在直接關係，但社員的地位、社會聲望對提高社教社威望、擴大影響等方麵，卻呈現顯著正相關。
以總幹事俞慶棠為例，她作為民國專業學術團體少見的女性，社教社曆屆理事會換屆卻能一直連選連任常務理事兼總幹事，與其學術背景、社會職務和社會資源密切相關。俞慶棠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不僅與理事會中李蒸、尚仲衣、鄭宗海、莊澤宣、陳兆蘅、邰爽秋、張伯苓等人有相同學緣，而且她作為唐家長房兒媳，公爹唐文治的社會聲望和人脈為她搭建了一個寬廣平台，她以中央大學區擴充處處長身份倡議創建中央大學區民眾教育學院（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前身），得到國民黨元老、江蘇省政府主席鈕永建的經費資助，並先後獲得定縣平教會晏陽初、同窗陶行知的大力襄助，晏陽初派出左右手湯茂如、陶行知派出心腹幹將趙叔愚，前來助力俞慶棠，而聚齊了李蒸、傅葆琛、陳禮江、雷沛鴻、陳兆蘅等人分任該院各科教授，為共同組建社教社又添加一層同僚之誼；夫婿唐慶詒作為國立交通大學英文係主任，與國際友人的熟稔，如介紹國際教育聯盟考察團赴無錫考察社會教育，胞兄俞頌華作為知名國際記者，先後擔任《東方雜誌》《申報月刊》等主編，這些都為俞慶棠擔任總幹事提供了內外資源。而俞慶棠的各種社會資源，轉而又為社教社發展搭建了各種關係網絡。在同仁眼中，她與伍博純、晏陽初一起，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教育演進三個階段的代表者之一，“社會教育在我國進展之軌跡是可分為三大階段的，第一階段是通俗教育時期，第二階段是平民教育時期，第三是民眾教育時期，如果我們要找一個人來代表每一個時期中的努力者，當然要推伍博純、晏陽初、俞慶棠三位先生了。因為他們都是犧牲了一切來努力於這一工作的，伍先生死去了，晏先生還在幹著，俞先生也是正為民眾教育謀發展著，前途仍沒有限量，民眾蒙福亦正無涯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