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社友通訊》複刊詞中稱：“本社同誌，皆道義之交遊，為事業而努力，雖聚散無定，而聲氣應求。”[17]再次重申“同聲相應”的聯絡作用。社教社複社之初，各地社員失去了聯絡，鼎盛時期的1600多名社員剩下不足300名，各地基層社教機關圖書資料館舍毀於戰火、正在廢墟中重建，抗戰期間政府已製度化人員待遇、人才訓練、經費等問題難以落實，社教社戰前購買社址已廢棄，經費依然無著。再次麵對建社之初的一窮二白，在常務理事俞慶棠、陳禮江、童潤之率領下，社教社重振精神，通過年會、理事會議重撿戰前社會教育理論和實踐中未竟事業，提請教育部製定社會教育係統案、提高社會教育人員地位、改善社教人員待遇、加強人才訓練機關開設、充實社會教育經費等，並積極為國家擬定了建設綱領，通過年會中心問題擬定和討論塑造戰後複員時期的國家形象，希望借此喚起民眾，重拾“以教育改造達社會改造”社會教育功能，改善國家發展的輿論範圍，增強民眾對國家和民族前途信心，由此重塑社教社中斷數年的社會形象。
在常務理事陳禮江，董事董淮、古楳三人起草的第五屆年會中心問題大綱中，稱“我們認為新中國既有建設的可能，社會教育就應該按照各地建設的需要，決定著手的先後。並按照各地建設進行的情形，決定工作的重心，擬定下列各種社教工作”：
（1）依據建設需要，大量製造電化教育的器材，積極推行電化教育。
（2）大量編印通俗讀物，俾識字的民眾能由文字上的了解而領導實行。
（3）在農村中，盡量透過各種建設性的組織（如合作社等），教導文盲從實踐中獲得教育。
（4）在人口集中，工業比較發達的區域，大量設立成人班，推行建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