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教育社團迅猛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從1901年至1949年全國各地共設立教育社團295個，其中民國年間創建的有236個”[1]。1931年成立的社教社是其中一員。與1917年設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1921年創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1923年創立的中國兒童教育社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弄潮兒相比，社教社以成立時間遲、常務理事過於年輕，社員數量少、無專門社址、無固定經費來源等緣故，明顯先天不足，加上社會教育為新興事業，社會各界對其了解甚少，社教社作為社會教育界的學術團體，成了教育界及社會各界“大門口的陌生人”。
通過前文對社教社的考察可知，從成立伊始，社教社在核心理事頂層設計下，對組織架構、社員招募、理事換屆、社團章程、社務計劃、理事會議等社務做了明晰規定，通過刊行《社友通訊》打造精神家園，舉辦年會引導社員在各地如何開始社教工作，努力幫助社員應對工作中各種問題，並專門就社徽進行數次討論，並決議專人負責設計[2]，並呼籲社會教育地位提升、爭取社會教育經費、人才培養、社教人員薪酬、養老恤金等。在第一屆年會總幹事俞慶棠的社務報告中，對社教社的困窘狀態很是坦承，如經費上收支相抵不敷數十元，年會費用承浙江省教育廳補助150元才得以運轉；如無專門社址，借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圖書館一隅辦公，無專職幹事，請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同事及同學兼任，而為之努力的社會教育，外無正式學製保障，社會教育經費有限；各地政府普遍重學校教育輕社會教育，內無薪酬養老金恤金保障，社教服務人員人心渙散，而教育部對於社會教育人員任職資格和遴選製度的缺失，使得社教機關成了“各色人等落腳的客棧”，社會口碑甚差。麵對如此內外交困的局麵，俞慶棠卻滿懷**，援引各種數據：如傳遞各地社友消息的《社友通訊》已出版3期，事務所成立兩個月來收文200餘件，發文1200餘件，積極溝通各界；如成立8個月社員已發展至306人等，由此得出鼓動人心的結論：“吾人都深信本社前途之發展為無限量”[3]。通過一係列的製度和活動，社教界內部完成身份建構和身份認同。與此同時，對外社教社正視社會教育存在的問題，“我們決不能以這種成就自滿。這種成就並不一定完全是我們努力的結果。近世民眾教育的產生本有她的背景。在民眾解放呼聲最高，國難程度益重的當兒，需要整個的民眾有智識，有組織，有訓練，有生產技能與救亡意識……已成為普通的要求。民眾教育在這個時候是應運而生，乘時而起。其一發而不可複遏並在短時間獲得出人意料不及的成就，大部為時勢使然，非完全由於教育家之力。……在這曆史的整個過程當中，我們隻有隨時檢點著過去的困難和缺點的所在，而斟酌將來應行致力的地方，以推進這個過程”[4]。對民眾教育館規程、民眾學校課程標準以及社教人員培養存在的問題建言獻策，進行積極的外在修複，將年會決議呈交教育部等行政機關，爭取社會教育地位問題；努力參與各種官方活動，如民眾教育專家會議，樹立社會教育的正麵形象。並接待國際考察團專家、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協會，提供社教社英文版簡介等，對內對外都在展示社教社是個立足國內、放眼世界的學術團體。總幹事俞慶棠曾借寄語第一屆年會希望之契機，就社教社的自我塑造進行了詳細的說明：“（1）社會教育社原為一個複級的社會團體，社員之集合，非若單級的社會團體，如家庭鄰居等朝夕相見之易。惟其不易，故深望此次與會諸先生，能盡量利用此種機會，從事實際經驗之交換，實際問題之討論。（2）在實際問題之中，對於目前事業之急切問題，尤望與會諸同誌，多多提出，並謀適當解決。（3）希望大會注意在深的方麵，能使社會教育成為一種高深的學術；在廣的方麵，能使社會教育推廣於農村之中。（4）希望與會社員，能以此增進服務精神，認社會教育為終身事業，努力實現教育機會之均等，使一般負擔最重之農民，能享受應享受之教育權利。（5）希望大會對於社會教育效率之增加，能有詳密之討論，使吾人有真正之成績表現，勿予批評社會教育者以口實。（6）希望大會能促進社會教育運動，成為一個全國的運動，使社會教育普及，早日實現。”[5]社員大會作為社教社最高權力機關，俞氏的這番“個人希望”，頗能代表核心理事們對社團形象自我塑造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