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眾多的老詩人來說，1949年無疑是一個令他們喜憂參半的年份：一方麵，進入了一個期盼已久的新時代，他們由衷地感到興奮與激動，新時代特有的那種政治狂熱與彌漫整個社會的政治**，也同樣感染了他們，因而應和時代的這種新鮮氣息，許多老詩人寧願暫時放下詩歌的審美原則，紛紛奉獻了不少頗具時代色彩的“急就章”；另一方麵，這個新時代所要求的新的思想、新的立場、新的創作麵貌、新的創作觀念，對他們來說，又無疑是一場挑戰，他們明白必須告別過去、撕碎舊我，才能適應新的現實，獲得繼續生存的權利（或曰“新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1949年會成為眾多詩人創作生涯的一個分水嶺。
不過，對郭沫若、臧克家這樣的老詩人來說，轉變似乎並不那麽困難。郭沫若在20世紀40年代雖然身在“國統區”，但其實早就已完全接受了延安文學的諸種觀念，而且對延安文學也毫不陌生；而臧克家在40年代的激進也是眾所周知的，因而對1949年後的政治氣氛，並不存在適應的難題。
郭沫若（1892—1978），是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人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的劇作家、曆史學家。1949年後，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政治、社會事務上，此外在戲劇創作上也投入不少，詩歌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反倒並不特別引人注目。不過，作為一個“現象”，郭沫若最引起爭議的也許恰恰是他的詩歌創作。五四時代的郭沫若，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橫空出世、才情炫目的詩人，《女神》所表現出的那種破壞與創造的**，在整個現代詩歌史上恐怕無出其右者，盡管其後他的詩歌創作逐漸弱化，但對一個似乎完全是靈感型、衝動型的詩人來說，隻要一遭遇內部或外部的某種巨大變革，誰又敢保證他不會迎來創作生命中的第二個“女神”時代呢？按理說，1949年似乎可以提供這樣一個契機，但可惜的是，這不再是一個允許張揚個性的時代，而郭沫若詩歌創作的鋒芒與銳氣也似乎早就在長期的政治追逐中耗盡，早年那種詩性的靈動飛揚為政治上的不斷表態所取代，可以說，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歌，盡管數量不少，但絕大多數都是應製趨時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