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作為現代中國尋求自我表達的某種努力，現代新詩在吸取外來營養的基礎上，形成了與“現代”相一致的諸種文化特點，其中，個體化書寫與現代審美構建，成為現代新詩的兩個標誌性特征，也成為評價現代詩人極為重要的兩個參照。
郭沫若的《女神》，無疑是中國新詩史上一座裏程碑。近三十年後的1949年，同樣是郭沫若，寫出了《新華頌》。這首詩象征性地成為另一個時代來臨的第一聲號角——這個時代的諸多特征其實在延安時代的詩歌中便已見端倪。不過，與五四時期的狂飆突進不一樣，在1949年以後的詩歌格局中，郭沫若再也沒有以其創作來建立獨特的詩歌新風格。相反，在《新華頌》之後，大量與之相似的頌歌創作風起雲湧，郭沫若反倒被淹沒其中，成為無差別的眾多頌歌詩人中的一員。
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女神》象征的是一個個人化詩歌時代，而《新華頌》卻要適應一個即將來臨的消弭個性與自我的頌歌時代。這個時代在文化構成上不再以“個人”為本位，在美學追求上則奉“大眾化”為圭臬，在價值立場上，更是以單一嚴格的政治化為唯一合法的選擇。這樣，詩歌作為個體經驗與美學體驗的獨特性便告淪喪。新型的詩歌與其他文學樣式一樣，一反五四時期所謂“多數詩人都偏向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的主觀的抒情”[1]，而與時代、國家、“人民”等政治相關物結合。因而，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量詩人的頌歌創作除了由內心真實的情感驅動之外，還具有這樣的一個獨特含義：通過新的寫作，來表明自己認同、接受並願意融入這一新時代。
不過，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出於對“大時代”的敏感與自身“被解放”的感恩心態，詩人之於頌歌創作，其自願與真摯的成分無疑仍較明顯。這一時期的頌歌，除了上麵提及的《新華頌》外，較著名的還有胡風的《時間開始了》、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田間的《天安門》、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王莘的《歌唱祖國》、艾青的《國旗》、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門廣場上》和柯仲平的《我們的快馬》等。在這些詩歌中，新中國、新時代、共產黨以及作為新中國象征的毛澤東，成為最常見的歌頌對象；詩人的情感如烈火燃燒，心潮澎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隆隆的雷聲裏誕生//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就不能不像暴風雨一樣打擊著敵人/像雷一樣發出震動著世界的聲音……”（何其芳《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祖國，我因你的名字/滿身光彩/因為，我是屬於這樣一個/不可戰勝的民族/假如我感到自己/有什麽可以驕傲/那是因為我生在/新中國的時代……”（石方禹《和平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