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看，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期間，魯迅似乎得到了生前所沒有過的最高評價，然而受政治文化環境的製約，在宣傳和闡釋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條與魯迅文學精神相背離的政治功利性的線索，追求自由、民主、科學，反抗權威，批判國民性的啟蒙者的魯迅形象因現實政治需要長期被遮蔽。
魯迅逝世以後，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的演講中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依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個，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19]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再次稱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毛澤東的這些評價在當時樹立了一個基於戰爭所需要的民族主義的崇高道德形象，同時將魯迅英雄化和革命化了。
與《新民主主義論》相比，《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魯迅的闡釋卻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毛澤東一方麵明確表示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不能再使用魯迅那樣的雜文筆法，否則就會成為革命所不歡迎的人；一方麵卻又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作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21]在延安整風的背景中，魯迅的形象由《新民主主義論》中“衝鋒陷陣”的民族英雄形象轉變為在人民大眾麵前俯首帖耳的“牛”，新文化的方向也由“魯迅的方向”明確置換為“工農兵方向”了。這種闡釋的迥異體現了延安主流意識形態對於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也開始了對魯迅改造的文化工程。從此，對魯迅的政治宣揚與對魯迅啟蒙思想、批判思想和懷疑精神的淡化、消解同時並存。魯迅豐富深刻的內涵被抽空，簡化為一些教條和要義。啟蒙精神與“雜文”長時間地消失，對民眾的啟蒙被置換成對工農兵的無限崇拜，國民性被置換成階級性，現實戰鬥精神被置換成路線鬥爭。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魯迅一直如臧克家的詩歌《有的人》所歌頌的那樣，被作為共產主義戰士、孺子牛的形象廣為宣傳。而魯迅“早期思想”尤其是他的個性主義、改造國民性主題則被視作應予否定的思想局限性，片麵強調其後期由所謂“小資產階級立場”向無產階級立場轉變的重大意義。在這樣的闡釋中，魯迅豐富的思想和文化內涵被遮蔽，魯迅漸漸成為一個抽象的思想和文化偶像。魯迅及其作品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一種國家資源，被納入體製之中進行規範化的出版與闡釋。對魯迅作品的整理、出版、研究被納入政治渠道，在公開出版前組織審查，統一注釋。出於政治需要，魯迅的相關書信被刪，有關注釋也經過特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