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和政體結構，以及都市的高速發展和市民階層的擴大，使得1949—1962年的香港文學，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多元並存的態勢：具有右翼色彩或左翼色彩的現實主義創作、充滿前衛精神的現代主義文學以及符合市民閱讀需求的通俗文學，在這一時期均以各自的方式和形態有較為顯著的發展。在這種種不同類型的文學發展過程中，大陸南來作家以其原有的文學積累在香港獲得了文學上“再出發”的契機，而一批香港本土作家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崛起。在“冷戰”的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海峽兩岸政治關係緊張的狀況下，1949—1962年間的香港文學，卻因著香港地區的特殊性而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學中區別於海峽兩岸充滿“緊張性”的文學的一個“彈性空間”，它的多元共存的文學形態，正表明了它的包容性和從容性。
以美國的經濟資助為生存前提的具有右翼色彩的文學創作，即那些以亞洲基金會支持的文化機構和報刊為陣地的文學創作。美國支持亞洲基金會的目的，是要“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南下”，宣揚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當時活躍在香港文化界的人人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亞洲出版社，以及它們出版的《人人文學》《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兒童樂園》《大學生活》等報刊，發表了大量具有右翼色彩的作品，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秧歌》，端木青的《阿巴哈哈爾旗草原》，餘念石的《歸來》等，是這一類作品的代表。這些作品雖然題材不同，寫法各異，藝術水準也高下參差，但對“紅禍”的恐懼、仇視和抨擊，卻不約而同。
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學創作，是指那些在政治上傾向大陸，在創作上奉現實主義為藝術圭臬，主要以大陸支持的文化出版陣地為發表園地的作家創作的作品。在香港具有大陸背景的出版機構主要有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報刊則主要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青年樂園》《小朋友》《良友雜誌》《文藝世紀》《海光文藝》《伴侶》等。這些左翼作品，或揭露國民黨的黑暗內幕（如宋喬的《侍衛官雜記》、唐人的《金陵春夢》等），或歌頌新中國的嶄新風貌（如曹聚仁的《北行小語》《北行二語》《人事新語》等），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領域，對右翼文學起到了反擊的作用，同時也延續、推廣了左翼文學的傳統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