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台灣文學的發展主要沿著四條路徑行進，它們分別是：受到官方意識形態主導的“反共文學”，擺脫了“反共文學”束縛的“思鄉文學”，標舉現代主義大旗的現代派文學，本省籍作家創作的鄉土文學。
“反共文學”雖然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大力支持，但它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指導、將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做法，使這種文學不久就變成了一種“說教”，不僅讀者厭煩，就是那些有藝術追求的作者，也大不以為然。在這種情形下，一種與“反共複國”的政策不相違背因而能夠獲得當局的認可，同時又能脫離“反共文學”的束縛，書寫自己的真情實感並在藝術上有所發揮的文學——“思鄉文學”就應運而生。“思鄉文學”對大陸人、事、物的書寫在當局看來似乎暗合了“反攻大陸”的政策，而對作者而言，則成了追憶、想象和重構自己大陸生活的最佳選擇，這類作品中較出色者有張秀亞的散文集《三色堇》；謝冰瑩的散文集《我的少年時代》《故鄉》；林海音的短篇小說集《城南舊事》；朱西寧的短篇小說集《鐵漿》《破曉時分》《狼》；司馬中原以《路客與刀客》為主的“鄉野傳聞”係列以及段彩華的短篇小說集《花雕宴》等，這些作品，或懷人，或憶往，或寫鄉間趣聞，或寫民俗傳奇，或抒**漫情思，或表現離愁別緒，基本上是以一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反映了一種在當時相當典型而又普遍的社會心理——思念大陸故土，心中充滿鄉愁。
出於對國民黨當局倡導“反共文學”的冷淡，也是出於對國民黨當局高壓政治的回避，50年代初許多台灣作家（以詩人為主）開始把目光投向注重個人內在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這一時期的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在承續了大陸3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餘緒的同時，也從西方文學中獲得了直接的資源。1953年2月，紀弦（30年代在大陸時以“路易士”為筆名寫現代詩）創辦《現代詩》，揭開了這一時期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第一幕。1956年1月，紀弦在台北召開了現代詩人第一屆年會，宣告了“現代派”的誕生。而在此之前，1954年3月，由覃子豪、鍾鼎文、餘光中等人發起的“藍星詩社”宣告成立；10月，以洛夫、張默和瘂弦為核心的“創世紀詩社”也宣告誕生。一刊（《現代詩》）兩社（藍星、創世紀）在50年代初台灣文壇的出現，意味著在台灣文學中占據重要地位的現代主義文學開始崛起。1956年9月，由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在台北創刊，1960年3月，由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的《現代文學》也在台北創刊，這兩個刊物的出現對推廣和“普及”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倘使說50年代初“一刊兩社”的出現宣告了台灣現代主義的來臨的話，那麽《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特別是後者）的出現，則意味著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到來。在這一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大潮中，湧現出一批出色的作家，如紀弦、瘂弦、洛夫、餘光中等，代表性的作品則有《無人島》（紀弦）、《瘂弦詩抄》（瘂弦）、《石室之死亡》（洛夫）、《鍾乳石》和《蓮的聯想》（餘光中）等，而以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文學》作家群”，也在這一時期登上文壇，雖然他們的成熟作品主要不是產生在這個時期，但他們的出現，已經顯露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這批中堅力量的熠熠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