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長篇小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中處於重要的地位。由於意識形態與文學觀念的原因，長篇小說的創作大受鼓勵，許多重要的作家擬訂了宏偉的長篇創作計劃，如趙樹理、柳青、周立波等。由於認為文學是社會生活本質反映的“反映論”的盛行，許多作家都興致勃勃地要用長篇小說這一文學形式，記錄下在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梁斌創作《紅旗譜》便是為了“深刻地反映中國的革命鬥爭生活”[1]；吳強對《紅日》的寫作也有如此表白：“我不是寫了戰史，卻又寫了戰史……”[2]李六如創作《六十年的變遷》的動機則是：“將這時代的政治、社會演變，各種矛盾，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前仆後繼的鬥爭過程，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教訓，描述一個輪廓”[3]；歐陽山創作《一代風流》，更是抱著反映“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這一勃勃雄心[4]……這種“史詩”情結，催生出了眾多多卷本長篇小說——普通篇幅的長篇小說越來越無法承擔作家們的如此“雄心壯誌”，長篇小說隻好越寫越長：《紅旗譜》《苦菜花》有“三部曲”；《青春之歌》最後也成了“三部曲”，《一代風流》共有五卷之多；《大波》亦是四部；《六十年的變遷》與《創業史》命運相似，因為“**”，計劃中的三卷最終隻完成兩卷多一點；《上海的早晨》是四部，前兩部在“**”前出版，後兩部則直等到“**”後才出齊；一直到後來的《李自成》，從50年代至90年代末，前後共寫作五卷，計326萬字……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上，似乎還沒有哪個時期湧現過如此眾多的“巨型小說”，也沒有哪個時期，作家們竟如此不約而同地對超長篇幅寫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不過，盡管以篇幅來達到“史詩”效果是這一時期眾多作家的共同追求，但成功的並不多，絕大多數“多卷本”都是越往後寫，越難以為繼，以致不少作品都隻好草草收場，而更有一些似乎根本就無力結束。《紅旗譜》“三部曲”除了第一部公認較為成功，另兩部則由於人物性格缺少發展空間（主要人物性格在第一部中便已基本完成）而顯得沉悶；《一代風流》後幾部的反響也顯然大不如第一部《三家巷》；《創業史》產生廣泛影響的是第一部；《李自成》更是一部比一部差。事實證明，這一時期的“史詩式”寫作，由於作家史詩意識（體現為對曆史、現實的主體獨立思考與批判意識）的貧弱與匱乏，也由於現實不可能給他們提供真正史詩意識生長的空間，更由於文化、政治環境決定了這不可能是一個產生史詩的時代，因而，依靠篇幅來支撐的“史詩”，最終隻能是徒有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