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經曆“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重大挫折後，國家政治經濟政策進入調整時期，文藝政策也相應有所調整，特別是在幾次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有關領導人作了一些比較開明的講話，相對前一時期又形成相對寬鬆的創作局麵。在“反右”運動中遭遇重創的知識分子“幹預現實”的**又開始“死灰複燃”。但直麵現實的作品卻極少，更多的作家選擇了借古喻今和借古諷今的方式，曆史題材成了文學抒發現實關懷的主要場地。60年代初出現了一批曆史題材短篇小說，它們以1961年春天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為發端，相繼有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顧母絕食》《魯亮儕摘印》、馮至的《白發生黑絲》、陳翔鶴的《廣陵散》、徐懋庸的《雞肋》、師陀的《西門豹的遭遇》、蔣星煜的《李世民與魏征》、李束為的《海瑞之死》等。這股短篇曆史小說創作的潮流一直持續到1963年的春天，數量達四五十篇之多。這批小說多出自老作家之手，比起“百花”時期直接揭露社會矛盾的那批青年作家，老作家們顯然更多地采用象征、影射等手法，以曲筆來表達情感。
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是創作主體與曆史對話的原則。但這種對話不能**裸地把曆史事件直接寫成現實的政治鬥爭。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批曆史題材短篇小說尚能妥帖把握這一對話原則。文本中的曆史事件固然有其現實影射意味，但現實的影射不等於政治影射，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的象征，[13]借曆史事件來傳達知識分子強烈的現實情懷和憂患意識。例如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寫詩人杜甫經曆“安史之亂”後回家的情景，一路上詩人眼見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不禁感慨悲歎。作者顯然借此傳達對經曆“大躍進”和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的嚴峻的社會現實隱憂，曲折地表達人民的呼聲。對底層民間疾苦的關注始終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馮至的《白發生黑絲》寫老年貧病交加的杜甫攜家人流落湘江岸邊，與貧苦的漁人、下層義士相濡以沫，結下深厚的友誼，在憂患民生多艱的同時也表達了知識分子對照底層民眾反思自我的思想傾向。杜甫從底層民眾身上“看到許多過去還沒有人道過的新的內容”，“自己也覺得年輕了許多，好像白頭發裏又生出了黑發”，“覺得自己愛人民的心遠遠趕不上漁夫們愛他那樣的樸素、真誠而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