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創作中，茹誌鵑和孫犁之所以特別值得一提，不僅因為他們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還在於他們的創作實踐對其時主流模式的或多或少的突破。正是這種突破導致了他們在當時的“邊緣性”，也造成了他們之間相對接近的風格。主流文學作品在表現革命戰爭和1949年以後現實農村的社會變動（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時，總是著眼於這些事件的曆史必然性與道德合法性，而茹誌鵑和孫犁的小說卻往往將宏大的曆史事件、社會變革作為時代背景，而將敘事焦點始終置於曆史變動中個人的命運與情感世界這樣一些被主流文學所無視的區域，書寫受到時代鄙視的“家務事、兒女情”。
茹誌鵑（1925—1998），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百合花》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大部分作品都逃不出“革命戰爭題材”與“現實農村題材”兩類，茹誌鵑的作品也不例外，隻不過她將“革命戰爭題材”僅限於40年代的戰爭生活，如《三走嚴莊》《高高的白楊樹》《關大媽》以及使她聲名鵲起的《百合花》。而她的“現實題材”的作品則主要表現上海裏弄及近郊村鎮普通婦女的生活，包括《如願》《春暖時節》《裏程》《靜靜的產院》等。
茹誌鵑小說的特性首先在於她作為一個女性作家的獨特的視閾，盡管這種性別視閾是不自覺的、來自經驗層麵的，而且時時受到意識形態視閾的遮蔽。《如願》《春暖時節》《靜靜的產院》《裏程》都致力於表現城鎮家庭婦女是如何在時代的感召下走出家庭，投入社會公共事務中的。何大媽衝破家庭的阻力到裏弄工廠當工人（《如願》），靜蘭參加生產福利合作社（《春暖時節》），譚嬸嬸到公社衛生院接生（《靜靜的產院》），王三娘到大隊賣茶水（《裏程》）……盡管國家提倡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勞動，與其說是將“男女平等”視為一項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不如說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將走出家門的婦女視為一個巨大的勞動力資源，但國家的利益與婦女的利益畢竟在“走出家門”這一點上是重合的。從家庭模式演變為社會模式這本身就意味著性別主體伸張的可能性，至於這種“可能性”是否能兌現為現實性以及由此帶來的一係列性別問題，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不能將茹誌鵑這一係列作品簡單地看成隻是配合主流意識形態對婦女的社會總動員。相比於同一時期一些男性作家的大量的“婦女翻身”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翻身”隻是為“社會解放”做一個注腳，“翻身”對女性個體的意義不在敘事的視界內[7]），茹誌鵑的敘事更多地從女性內部的視點，即深入人物的內心甚至潛意識領域來展現這場“解放”運動給她們帶來的變化，不僅僅是經濟地位的改善，更多的是精神與心理的變化。“她（何大媽）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自己做好做壞和大家甚至和國家都有了關係。”（《如願》）由“一個可有可無”的卑微、屈辱的角色變成一個得到社會認同的主體，這是茹誌鵑這一類小說所要展現的，當然不難看出這種展現所包含的理想化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