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也牧（1918—1970），原名吳承淦，浙江吳興人。20世紀4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我們夫婦之間》是蕭也牧寫於1949年秋的一篇短篇小說，發表於1950年1月出版的《人民文學》上。小說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作者本人也受到嚴厲的批判，此後從文壇上消失，“**”中被殘酷迫害致死。
小說主要寫一對被譽為“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典型”的夫婦，進城後兩人關係如何出現了裂縫以及這裂縫最後獲得修複的經過。當生活在山溝裏時，“我們夫婦之間”雖然“出身、經曆……差別是那樣的大；雖然我們的工作性質是那樣的不同……卻覺得很融洽、很愉快”！但進入北京城後，卻不停地鬧起矛盾和對抗，以至於“我曾懷疑到：我們夫婦生活是否能繼續下去”。原因是“我”與“妻”麵對城市生活的不同的態度。知識分子出身的“我”麵對城市生活表現出親近和“很大的喜悅”，而老根據地勞動英雄出身的“我的妻”則對城市表現了近乎本能的抵觸、厭惡。小說用很大的篇幅來寫“我的妻”進城後的性格和心態：“那麽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頭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麽冷的天也露著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讓毛兒朝外翻著！嘴唇血紅紅，頭發像個草雞窩！那樣子她還覺得美得不行！坐在電車裏還掏出小鏡子來照半天！整天擠擠攘攘，來來去去，成天幹什麽嗬！總之一句話，看不慣！”而“我”則看不慣“我的妻”從生活方式到言談舉止的許多農民的生活習性，比如滿口粗話，不顧場合大聲嚷嚷，甚至連穿衣、走路的姿勢也“土氣十足”。
作品實際上涉及當時相當敏感的兩個層麵的問題，即執政黨幹部在接管城市後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農民意識與城市文明之間的衝突；知識分子與工農的關係及知識分子自身思想改造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妻”（張同誌）和“我”（李克）分別代表著這互相衝突的兩種文化力量。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作品並沒有以流行的階級論來簡單地處理“我”與妻子之間的衝突，“我”與妻子最後矛盾的和解不僅因為“我”被妻的政治熱情、革命幹勁、心地善良所感動而進行了自我反省（這幾乎是當時有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的一種敘事慣性），同時也是因為“我的妻”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也在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性，“服裝上也變得整潔起來了”，粗話沒有了，“見了生人也顯得很有禮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買了一雙舊皮鞋，逢到集會、遊行的時候就穿上了”。小說最後寫到和好如初的“我”和妻子站在屋頂的陽台上的情景：“一朵白雲，在那又高又藍的天邊上飛過……夕陽照到她的臉上，映出一片紅霞。微風拂著她那蓬鬆的額發，她閉著眼睛……我忽然發現她怎麽變得那樣美麗了嗬！我不自覺地俯下臉去，吻著她的臉……”不難看出這段文字充滿了當時忌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我”事實上隻是在政治上認同妻子，在生活品位上依然保持了自己的趣味，並且還正在用這種趣味同化妻子。這無疑與主流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和工農的定位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