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不先追溯一下“審美”特征論產生的社會文化語境。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一社會文化語境，那麽我們似乎可以把文學說成是任何一種事物。因為文學和文學活動涉及的範圍很寬，怎麽來理解文學都可以。文學是摹仿，文學是複製，文學是再現，文學是反映，文學是表現，文學是情感的表現，文學是有意味的形式，文學是義理，文學是道，文學是抒情言誌，文學是語言，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文學是更高懸浮於上層的意識形態，文學是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是原型，文學是格式塔，文學是教育，文學是真善美的統一……我們還可以這樣一路說下去。所以早就有學者認為，與其問文學是什麽，還不如問文學不是什麽。任何一種文學界說，都有它產生的社會曆史背景，都有它針對和批判的對象。
那麽，20世紀80年代初，在文學的界定上麵，我們遭遇到什麽問題呢？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會議有個“紀要”。在這個“紀要”裏，江青說：“文藝界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卻基本上沒有執行毛主席思想路線，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藝工作由於過分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到了1957年以後已經有“左”的傾向，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到處可見。可是，江青認為還不夠“左”，不夠“革命”，甚至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文藝路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全盤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後的文藝工作，根本不顧基本事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