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對毛澤東文藝思想情有獨鍾，不但在延安時期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60年代致力於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而且在新時期開始以後，在實踐證明毛澤東在文藝問題上也有不當說法之後，周揚晚年仍然充滿熱情地重新闡釋毛澤東文藝思想。但是他的闡釋有了全新的內容，這是他順應時代變化的結果。他的闡釋主要包括文藝與生活的關係、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上繼承傳統與革新創造的關係三個方麵。
（一）文藝與生活的關係
周揚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樣過分強調深入生活、深入工農兵的鬥爭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另外開辟了一個向度來理解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他說：“文藝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體作為自己的對象。它從生活出發，又落腳於生活，並給與偉大的影響於生活。作家任何時候都應當深入生活，忠實於生活，寫他自己所熟悉的、有興趣的、感受最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東西。作家不應隻根據一時的政策，而應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觀察、描寫和評價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藝的真實性與政治性是統一的。”[1]在這段話中，周揚對於文藝反映社會生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這一點上，而提出過去從未提出過的、作家可以“寫他自己所熟悉的、有興趣的、感受最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東西”，“應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觀察、描寫和評價生活”。這是觀察視點的變化，他不是從政策的統一視點去看生活，而是從以個人體驗為本位的視點去看生活。這兩個不同的視點是有根本的區別的。後一個視點才真正符合創作的內在規律。如果周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有這種理解，那麽像茅盾、巴金、夏衍、田漢、老舍、曹禺、沈從文等一大批中老年作家就不會紛紛擱筆，放棄文學創作，而會樂於拿起筆，寫自己熟悉的、有興趣的、有體驗的、深思熟慮的生活，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觀察、理解、描寫和評價生活，我們“十七年”的文學該會湧現出多少優秀作品！實踐證明，新時期的文學創作正是由於走了這一種文藝與生活關係之路，才走出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