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中期，在“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氣氛中，“全麵學習蘇聯”成為當時各個行業的口號，尤其在哲學、文藝學這些領域，更是以蘇聯的理論為真理的標準。比如在文學理論方麵，當時蘇聯正統派文藝學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三卷本，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謝皮洛娃《文藝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涅陀希文《藝術概論》（朝花美術出版社1958年版）、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等幾個本子成為文藝學的“經典”，成為流行的套子和引用的基本資料。這些本子關於文學的主要觀念是什麽？幾乎是從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那就是文學是現實的反映，而且要反映現實的本質，因此文學是生活知識，是思維，他們甚至把作家的觀察和體驗也說成是唯心主義的。如季摩菲耶夫說：“馬克思列寧的文學科學，它的基本觀點在於承認文學是思維，文學主要遞給我們生活的知識。這觀點是我們作進一步討論的基本前提。”[1]又如畢達可夫在批判了康德的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之後說：“主觀的唯心主義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把作家的創作看成是作家個人對世界觀察的結果，對現實直接感受的結果，看作是作家的靈魂、主觀的感覺和體驗的反映，作家似乎是由於自己有天才，才能用這些東西來‘感染’讀者。”[2]這些理論竟然把作家個人的“觀察”、“感覺”、“感受”、“體驗”也說成是唯心主義，而我們當時不少理論家也亦步亦趨地照搬，有的把這些理論更發展到極端。
但是，當時也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準備的學者，並沒有照搬蘇聯的一套，而是根據中國文藝發展的實際，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文藝學問題進行獨特的研究，提出一些新鮮的觀點。黃藥眠就是這些學者中很傑出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