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一個中心”，是指文學審美特征而言的。文化詩學所研究的對象是文學，那麽首先把文學特征大體確定下來，是順乎情理的。新時期以來，我質疑別林斯基的文學形象特征，又用很大的力氣論證文學審美特征。我最近出版的一個專題論文集《文學審美論的自覺》，就是對文學審美特征論的一次總結。我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反複講過：如果一部文學作品經不起審美的檢驗，那麽就不值得我們去評價它了，因為它還沒有進“藝術文學”這個門檻。“審美”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的“遺產”，我認為是可以發展的，是不能丟棄的。不但不能丟棄，而且還要作為“中心”保留在“文化詩學”的審美結構中。為什麽？曆史經驗不容忘記。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和十年的“文革”中，我們的文學理論差不多就是照搬蘇聯文學理論，其中最核心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對於文學特征有一個規定，那就是繼承了別林斯基關於文學與科學特征的理解：“人們隻看到，藝術和科學不是同一件東西，卻不知道它們之間的差別根本不在內容，而在處理一定內容所用的方法。哲學家用三段論法，詩人則用形象和圖畫說話，而他們所說的是同一件事。”[1]如季摩菲耶夫《文學概論》中說：文學的特征是“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這種文學形象特征論是與西方古老的摹仿論相搭配的。這種說法，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也許不會使文學走向教條化、公式化、概念化，但在蘇聯的意識形態的文學憲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下的文學創作中，別林斯基的文學形象特征論，就不能不產生問題，公式化、概念化在斯大林時期屢見不鮮。在斯大林去世後，1956年開始出現了“解凍文學”思潮，就是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前麵的四個字來做文章。因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把一個政治概念和一個文學概念捏合在一起，結果是政治壓倒文學，這就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西蒙諾夫提出了“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並建議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中“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半句話刪去，結果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種討論也波及當時中國文壇。為什麽“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樣的口號，就會引導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呢？原因之一就是要用所謂“曆史具體性”的形象描寫去圖解政策和概念。所以1956年開始的蘇聯的“解凍文學”的討論結果之一是，有的學者如阿·布羅夫在《美學應該是美學》一文中，就對諸如文學是“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等提法提出質疑，認為“這裏沒有充分解釋出藝術的審美特性（哲學的定義不會提出這個任務），所以這還不是美學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