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在鄧小平視察南方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形成。商業主義也逐漸發展，“拜物”與“拜金”的思想開始流行。80年代轟動一時的文學也沉寂下來。在這種曆史語境中，80年代活躍的文學理論話語也逐漸萎縮。但文學理論學人不甘寂寞，於是從國外引進了兩種思潮：第一種是所謂的“語言論轉向”，宣揚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和英美的“新批評”，最終成果比較顯著的是文學敘事學的研究，企圖在文學文本細讀和敘事技巧中尋找到新的政治的避風港，並展示了中國獨特的文學敘事研究成果；第二種是歐洲文化批評（又稱文化研究）理論的引進，對純文學本身不再感興趣，而著意提倡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探討，實際上這種或推崇時尚趣味，或批評商業主義帶來的弊端的話語，已經溢出了文學理論，而進入了文化社會學的範圍。幸虧這期間帶有“文學性”的影視文化、攝影文化等大眾視覺文化得到了大發展，所以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論家在大眾文化問題方麵取得了有效的研究成果。那麽，那些不願左顧右盼的要在文學理論這塊園地裏耕耘的學人怎麽辦呢？他們受到美國新曆史主義的啟發，特別是受它的“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曆史性”這句話的啟發，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提出了根植於中國文學土壤上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文化詩學”。其中，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和閩南師範大學文化詩學研究所，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一文學研究的理想。文化詩學的意義就是力圖把所謂的“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結合起來，把結構與曆史結合起來，把文本與文化結合起來，加強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條文學理論的新路來。
我於1998年在第一次“揚州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中國的“文化詩學”。1999年連續發表了《中西比較文論視野中的文化詩學》、《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和《文化詩學是可能的》三篇文章，之後，還相繼發表了多篇論文。我對“文化詩學”的解釋和理解不斷有所發展。至今為止，我的“文化詩學”構想，大體上可以用體操的喊聲“一、二、一”來概括，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種呼喚”。